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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泊集团背后的社会学

作者:李浚哲发表时间:2020-05-08浏览次数:

                                        梁山泊集团背后的社会学

——《<水浒传>与中国社会》读书报告

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文学作品,虽然常言道:“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但是幼年读水浒时,的确为其情节所吸引。曾经年少,涉世未深,读起书来只专注于情节,并未对其中故事的社会文化背景做过多的思考,而当阅读了萨孟武先生的《<水浒传>与中国社会》,才惊叹原来《水浒传》也可以做这番解读。萨孟武先生将《水浒传》的人物与故事作为切入点,引经据典地结合其他史料与文学作品,并从社会学的视点出发,对中国古代的阶层、经济、伦理、政治、宗教等多个方面进行了阐述。以往多见史学家以史料论证小说的做法,而萨孟武先生却用小说来阐明其社会学观点,这一方法实属独特。因此,在阅读此书时也感到其内容的生动和理论的通透,颇有一种雅俗共赏的趣味。

该书是对原发表于《中央周刊》上的文章的收录,因此这十七个章节有些独立,究其本质,书中探讨的内容可分为阶层属性、经济生活和伦理观念三个方面。“伦理观念岁生活方式而不同,而生活方式又随阶级而不同。”这三个方面相互影响,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运作方式。

一、阶层属性

在第一章的开篇,萨孟武先生就直截了当的点明了梁山好汉的阶层属性——流氓集团(这里的流氓并不是指品性道德不端之人,而是指弃田流徙的闲民),他将中国历史上想要夺取地位的人划分为两种不同阶层:一种是像杨坚、李世民一样的豪族,他们有土地和身份的凭借,便于取得政治上的权力;另一种是像刘邦、朱元璋一样的流氓,他们不依附于土地,没有“身家性命”的拖累,在饥寒压迫之下最敢于冒险。

那么这些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闲民是如何得以形成一方势力呢?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统治阶级为求社会稳定,实行重农抑商的策略,希望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之上,一来利于进行户籍的管理,二来可以收纳税负作为财政来源。然而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难以形成规模,对于生产力的提高没有太大需求,因此中国古代的农业生产技术发展缓慢,生产力低下。再加之土地兼并现象严重,豪族将土地租给农民耕种,又将税负分给农民承担,形成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一边是严重的苛捐杂税,一边是难以抵御的旱涝灾害,因此许多百姓选择弃田流徙,成为闲民,贫穷成为普遍化现象。这些闲民没有财产的忧虑,而且生活不安定,最肯冒险,久而久之成群结队形成一方势力。

在梁山泊这个流氓集团之中也不乏秀才、官吏甚至是贵族出身者,为何秀才出身的梁山第一任寨主王伦最终被火并掉呢?萨孟武先生认为士大夫阶级身上有一种现象,即:穷则发奋,舒则苟安。士大夫阶级是处于豪族与农奴这两种基本阶级之间的一个中间阶级,处于支配与被支配、剥削与被剥削的状态,并没有自己的一种利益观念。若能得以重用,他们便隶属上层阶级,追求飞黄腾达;若被排斥,他们便投靠下层阶级,力求反抗。前面提到,能为人君的一是豪族,二是流氓,唯独不见士大夫成为帝皇。萨孟武先生认为士大夫阶级虽有才干,却缺少成为君主的胸襟和气度,常常嫉妒贤才。为人君者用人,士大夫阶级则只能用于人面对林冲的投靠,王伦并不能做到礼贤下士,反而心生嫉妒,百般刁难,因此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作为流氓集团的梁山泊始终处于下层阶级,难以为人所广泛接受,若想站稳脚跟,扩大势力范围,势必要谋求其他阶级尤其是上层阶级的支持,因此他们还拉拢绅士阶级的卢俊义入伙,并给他坐第二把交椅,以此方式提高自己的身价和地位。

二、经济生活

梁山泊作为一个帮会集团,依靠义气而结,因此他们秉持一种“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观念。这种观念折射出一种消费上的共产主义形态。萨孟武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工业多以个体手工业,生产上呈现出个人主义,因此手工匠人们难以合作,而人们的消费需求简单,也不需要大规模的生产力水平,消费观上颇为一致,因此在生产上成个人主义,在消费上成共产主义。前面说到梁山泊集团大多都是脱离田产的闲民,因此并无产业,有生产才能谈消费,梁山泊既然不能自己生产,于是通过喽啰制度将“劫富济贫”作为满足自我生产的办法,同时这在道德上也体现出他们所认为的正义感。

中国古代社会,财富聚集于具有“强力”的豪强手中,他们或是通过对佃农的剥削,或是采用放高利贷的方式将平民的财富积于自己手中。郑屠能够在延安府称霸,所依靠的就是向百姓放高利贷,并凭借财富收买地痞流氓为他所用,他的“强力”就是建立在高利贷的剥削之上。蒋门神能够夺取快活林,所凭借的也是其自身的肉体力量与背后的政治力量所构成的“强力”。萨孟武先生认为,在不凭借生产力发展来积蓄资本的中国古代社会,“强力”是最原始、直接的资本累积手段。

然而这些聚集财富并不用于生产力的发展之上,而是用于满足自我享乐的消费,或是购置土地田产和购买官职等方面。例如蔡京生辰之时,梁世杰送出十万贯贺礼祝寿,这十万贯生辰纲就是梁世杰用来谋求官职的投资,当自己依靠蔡京取得一定政治势力之时,自然会有其他人来给自己送礼,这便是用十万贯生辰纲作为资本间接获得的利润,其变现的基本路径为“财—官—财”,做官成为了一种发财的手段,他们并不直接搜刮民脂民膏,而是从最底层官员搜刮所得之中获利。因此,晁盖等人抢劫生辰纲一来体现了梁山好汉的朴素正义感,二来又在消费之中促进了经济的流通。

三、伦理观念

“人类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人类的伦理观念。”梁山泊集团有着特殊的阶层属性与独特的经济获得方式,自然其伦理观念也与社会主流相悖。绅士阶级的财产来源于祖宗的遗留,感恩祖宗是为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祖宗的财产得以被保护,是受到了皇帝的荫庇,感恩皇帝是为忠。因此,绅士阶级的伦理道德观念是忠孝。流氓的生活则居无定所,行走江湖靠的是朋友帮助,朋友之间讲究义气,当义气发扬光大,在广义上就变为仁,流氓阶级的伦理道德观念是仁义。从他们的经济获取方式来看,“劫富济贫”“仗义疏财”一方面要靠朋友合作,另一方面又折射出他们“替天行道”的思想口号。而在萨孟武先生看来,梁山泊集团口中的“天道”与他们的实际做法是互相矛盾的,并不能自洽。

“天道”的来源依然要归结到中国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观念当中。中国古代王朝社会依然是“家天下”的社会,奉行“君君臣臣父父子”的行为准则,君主与臣民的关系犹如家族中的父子关系,但是君臣关系又不是像父子关系一样自然产生,因此君主要想巩固政权,维持自身统治地位,就需要为自己的权力来源找到一种合法的解释途径,董仲舒便结合前人的思想,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的学说。天作为宇宙中最高地位的存在,其在人间的代理者就是天子。既为天子,就要爱戴百姓,“使民怀德”,也要广开言路,招贤纳士。然而梁山泊集团虽标榜“替天行道”却在行事之时屡屡忤逆“天道”。在江州劫法场之时,他们“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地,血流成渠”这种暴力行径难以为百姓接受,梁山泊不能真正做到“顺天应人”“施惠于民”就很难获得民心,“民不怀德,皇天不佑”自然走向失败。

梁山泊的结局从另一层面来说也是对于古人所信奉的因果报应的印证。佛教讲因果报应,在中国古代社会颇为流行。一方面,古代皇亲族戚为了权力的争夺而互相残杀,怕死后入地狱于是向佛祖祈求怜悯;另一方面,底层百姓受尽剥削,生活困苦,认为此世苦难是为前世赎罪,于是向佛祖祈求来世的幸福。因此上层阶级修佛寺、捐善款。寺庙财产积累过多,一方面赈济百姓,另一方面又用来发放高利贷,并不需要向政府交税。由于苛捐杂税和徭役繁重,许多百姓因不堪其扰,选择进入佛寺避难。久而久之,国家的财政和军队都有所减少,政府与佛寺产生矛盾,于是又发生了灭佛运动。

总结与思考

读完此书笔者的收获不仅仅在于对一些社会问题上得到启发,还有在于对历史书籍的研读方法上要学会从现象看到本质,并寻找到各种事件与因素之间的联系。当然,对于此书学界也不乏批评之声,郑振铎就认为萨孟武先生选取金圣叹版本的七十回《水浒传》,是“一着棋错,全盘皆输”的做法。然而笔者认为此书的社会学意义远大于其文学意义,从行文内容来看,萨孟武先生对《水浒传》的内容并不过多着墨,而对其背后的社会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例如从小霸王周通劫婚论述中国古代的“食色”问题,从西门庆和潘金莲谈到古代的婚姻制度和男女平权问题,以及对官场贪污与“人才”问题的解读等方面,对于我们现今社会都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

 

参考资料:

1】《水浒传与中国社会》.萨孟武.北京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