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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传统的时代悲剧

作者:李浚哲发表时间:2020-05-08浏览次数:

反传统的时代悲剧

——《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读书报告

《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一书收录了林毓生先生自一九七五年以来撰写的文章,以及与几位朋友翻译的原本以英文发表过的论文。林毓生先生坦言,一九七五年是他思想上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他工作的重点在于探究西方自由主义的发展史以及通过建立比较思想史的基础来分析“为什么在中国实现多元化的自由主义是那么艰难?”林毓生先生十分关心中国文化未来的发展与走向,他于一九四七年就“五四”运动中的激烈反传统主义进行过初步研究,这也使得他对于“五四”运动之后的,在中国占有主要地位的一些思想产生了一些观点。林毓生对“五四”运动中提出的自由、民主和理性等目标持肯定态度,但 在“五四”运动对于传统主义的全盘否定一方面,他是严格批判的。“五四”运动有着诸多主观与客观因素的交杂在一起,因此林毓生先生在序中就表示,本书将采取“迈出‘五四’以光大‘五四’”的观点,除了历史层面的了解、批判与反思之外,更需要超越“五四”运动的口号与宣传等层面,掌握其理念与实质的相互关系。他吸取了西方自由主义的观点,并认可社会与文化的进步是从稳定而有生机的传统之中生长出来的,而非由打倒传统来获得。

“五四”运动激烈的反传统思潮所造成的后果之一是“权威的失落”。林毓生先生提到,人文学科的研究与发展必须在权威的基础上。这种权威并不是说某种强权或强制存在的,而是对于实质具有权威性和权威地位的理论、思想等内容。权威对于人文的作用就在于当进行人文领域的创造之时,需要将权威性内容进行内化,在此基础上才能有所创造与创新。“五四”运动造成的内在传统权威的崩溃,使得中国传统人文难以从内在产生滋长;而对于外来的权威,我们很难从实质上加以把握,只能粗浅地加以理解,大多时候只是被话语权的掌握者所操作,沦为一种话术或口号而已,在它的精妙与细微之处难有深切的了解。我们常常将民主与自由挂在嘴边,诚然,民主与自由是难能可贵与值得追求的,理想的状态下,民主社会中我们能够自由且独立地思想,拥有独立的人格,能够自我决定于表达。然而当权威丧失之后,这种自我又是如何构建的呢?大多情况之下,它都不是经由内在的独立思考与探索滋长出来的,而是经常被他人左右,受舆论裹挟。“因为已经没有传统的实质与权威可凭借并受其保护”,所以这种自我在实质上却是一种去“权威的失落”导致的“自我的丧失”。

笔者认为,对于一个社会而言,文化上的自我丧失不仅会导致质疑历史,产生文化危机,也会对其政治制度与政治社会造成影响。以欧洲为例,为什么高度集权的纳粹政府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会发生在西欧这样一个孕育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倡导自由、民主和理性的地方?若仅仅是希特勒个人违背道德和人性,那么为何所有人都情愿助纣为虐?汉娜·阿伦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指出了蕴藏在其中的危机。在纳粹的统治之中,艾希曼所扮演的只是普通人的角色,他逃避思考,只会在官僚体系当中,为了自己的利益寻求向上攀升的机会。他当然不会跳脱出这个体系去思考自己的行为会导致何种后果,而他身边其他和自己同样思想、同样行为的人,又巩固了艾希曼对自己行为的确认,加剧了他的“无思”。换言之,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艾希曼。倘若说恶是人生来就有的本性,而这种不思考使得恶的毁灭性比其原本更加强烈。可这种无思的罪恶又为何能够广泛推行,毫无阻力的大范围地实施下去?难道在法西斯的极权主义之下,道德和伦理就天然的消失不见吗?

艾希曼的罪责不仅局限于他一个人,也不仅局限于纳粹政权中和艾希曼一样的官僚群体里,其他国家甚至连犹太人自己,都无可避免地陷入了这种罪责之中。面对纳粹的丑恶,他们选择的不是反抗,而是履行和服从,他们将无数的犹太人登记造册,并送往集中营之中。阿伦特在书中分析的不仅是艾希曼,还有丧失人性的纳粹分子、淡定赴死的犹太人、冷漠地看着犹太邻居被抓走的德国市民。若说希特勒是大屠杀的策划者,那么“无思”的他们就是一个个执行命令的刽子手。用阿伦特的话说,“缺乏思辨反省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不做判断即是个人与集体犯下罪恶的原因。”在追求效率和效益的官僚体制之中,艾希曼们不过是一个又一个的零件,他们所遵循的只是这个机器运行的机制。而这样一个只追求效率的机器,只需要工具理性,而排斥价值理性,它不需要站在道德立场上去进行思考,每一个零件也不需要“思考”自身遵循的机制是否会产生问题,又会造成何种后果。因此当我们身处在这样的机器中,只会考虑自身的行为是否符合它的机制,若符合,那便是合法的,那便是正义,而在承认合法与正义之后的事情便不在我们的考虑之中。

在政治革命中,文人往往是话语体系的掌握者,他们对社会舆论有着极其强烈的把控力“人们对现实状况毫无兴趣,他们想的是将来可能如何,他们终于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起来的那个理想国里了。” 于是人们也不可避免地对政府的做法进行预期,并产生强烈评判。而其最早酝酿于反宗教的思想之中。与欧洲其他国家、其他时代“人们攻击宗教时显示出的热忱总是产生于新宗教唤起的虔诚”不同的是,法国的反宗教运动是对宗教彻底地反对。但值得探究的是,法国教会中的“罪恶与流弊”远远少于其他国家,并且表现得宽容许多。托克维尔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教会对大革命以及文人们有着“特殊障碍”。一方面,教会与文人们所遵循的原则是相悖的:教会信仰一种高于人类的普世的权威精神价值,而文人们则更加崇尚个人主义与理性主义;教会中存在等级,而文人的口中则常常呼唤着平等。另一方面,文人们反对一切旧制度以及其中陈旧的话语体系,而教会是旧有体制的重要部分,并且是陈旧话语体系的重要代表。更为重要的是,托克维尔强调了其中的“个人原因”:“教会恰恰代表政府中离他们最近、最直接与他们对立的这一部分……教会是他们进攻的整个庞大建筑物中最为暴露、最缺乏防御的部分。” 在法国大革命当中,文人的言论极其容易使人信服,因此具有举足轻重的力量。若当我们看向历史中的各种变革时,那些掌握话语体系的群体无不具有这种力量,对于信服者而言,它是美妙的、光明的、伟大的,但对于社会来说,它却着实令人闻风丧胆。就此而言,拥有独立的思考与客观的判断,于个人而言,实属不可或缺。

然而在另一层面上,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身转化有其桎梏。中国哲学及思想文化的发展,很大程度受社会制度的限制。

中国的封建统治,只能靠单一而又无定论的社会道德来限制,这种为了统治的限制,被统治阶层不被允许有自己的思想。在这样的框架下,个人的思想一边受到了外部的限制,政治制度不许个人产生过于出格的思想,恐怕引起动乱。而另一边,其本身由于这种内在的思维已经深深的浸入思维底层,导致个人自身就无法跳出该思维。在中国的历史中,也确实存在过自我批判者的产生,如李贽这样的“反叛”思想家。但当一个庞大的帝国,只凭借儒家的理想与框架建构起各式体系,而法律僵化,政策缺乏创新与活力,社会的发展也必将受限。其滋生出的批判者也将陷入自我和与外部的双重矛盾。

如何走出“权威的失落”这一困境呢?林毓生先生认为对于人文重建,应当采取的是一种“比慢”的态度。中国传统文化经由漫长的历史演化,实属庞杂,因此当我们现代人对其进行研究时必须要脚踏实地,不能沦为形式主义,“要做最深切、最根本的努力”。在研究观念上,一是要建立“特殊”与“具体”;二是要“注重思想”。笔者认为,前者是工具或辅助方面的作用,而后者才是精髓。正如林毓生先生在文中批判的,中国文人在“五四”之后过于偏向对于方法论的学习和研究,然而过于重视方法论却更容易使得在思想和研究时趋向浅薄。方法论本身无可厚非,但对其过分强调,则容易使人偏向形式主义,忽视了对内容的实质创新。就像是一个人强健了骨骼与肌肉,却忽视了思想与灵魂上的丰富。

参考资料:

1】《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2】《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

3】《万历十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