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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暗意识与中西文化传统

作者:李浚哲发表时间:2020-03-09浏览次数:

幽暗意识与中西文化传统

“所有的历史都是现代史。”张灏将克罗齐的这句名言作为了全书的开篇,历史不仅仅为现实埋下了种子,也在一定程度上预设了当下现实中的各种问题与现象,本书探讨的也正是社会现实与历史传统的种种关联与纠葛。当然,这些最终都将和在时代浪潮之中的每一个被裹挟的个体相关。我们那些源于自身的困惑与不解,或许也可以在时代和历史之中寻找到答案与出口。作者正是这样,将自己成长过程中遭遇到的困惑,以及在对社会的观察之中存在的不解,寓于对历史的探讨里,凝结成一个中心问题,即“如何探索这时代大风暴的思想根源与背景?” 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为何没有孕育出如同西方那样的民主宪政思想?为何中国在历经各种思想的探索和制度的尝试后,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道路?作者认为“转型时代”(1895-1925)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巨大变动所形成的关键时期。这种具有宏大时代感的视野,不管是对于个人问题,还是对于社会现实问题,都有着一定的帮助和启发。

本书的题目激发了我极大的阅读兴趣,“幽暗意识”仿佛带有某种神秘色彩,它究竟指的是什么?又如何与民主传统产生了联系?“幽暗意识”这一概念,就是由作者张灏本人提出的,它是指对于人性本身和宇宙本源所蕴含的,与生俱来的种种恶势力的正视与省悟,它道德出发,以“强烈的道德感”为据点对现实进行反省和批判。在我看来,“幽暗意识”在某种程度上与“自然状态”有些相似,它们都是从人性和起源的角度出发;而“幽暗意识”又是对“自然状态”的延伸,它还存在对于自我和环境的客观审视的精神。正因为人类对于这些阴暗势力的存在进行不断地审视,我们才从思想理论和政治制度上探求解决的出路。

作者认为,在许多古老的文明和宗教中都蕴含着幽暗意识,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人类文明的思想文化集中迸发出耀眼闪光的时代是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的轴心时代。这一时期,东西方的几个最主要文明地区几乎是同时出现了思想文化的跃进。对于这一现象产生的起因,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解释和说法,包括但不限于从人口迁移入手的环境论观点、旧秩序崩解导致突破的观点、从社会经济变化角度进行的解释、以个人认知发展模式解释文化发展的角度等。而在作者看来,这些解释都有失偏颇,难以成立。因此,这对于考察幽暗意识的起源似乎有所阻碍,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这一时代的思想特性入手,对幽暗意识进行基础把握与考量。作者认为,轴心时代的一个重要思想特征是“超越的原人意识”,它是一种超越现实世界而存在的终极真实内化于个人生命中的精神,指导人们认识和反思这个世界。在我看来,它类似于自我的一种至高的道德追求。无论是希腊古典哲学、希伯来文化,还是古印度文化、中国的儒家与道家思想,都存在着这种对于精神升华的超脱追求。这种“超越的原人意识”具备着如下的共同特征:(一)原人意识的认知和反思;(二)原人意识的内化及其与超越意识的衔接;(三)超越意识启发下对目标的定向追求;(四)缺憾、理想及二者间的转化道路;(五)基于超越意识的自我完成目标以及其至上性质。这些共同构成了“轴心时代”的思想特征,也成为了“世界前现代”主要文明的思想来源。

“轴心时代”即其核心的“超越的原人意识”对于后世文化的发展影响也极为深远,作者认为,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从第一个方面来讲,它在道德文化的层面开创了“德性的精神伦理”,呈现出从现实生命的展现,到道德的转化,再到道德自我的实现的过程,它为后世对于普世伦理的讨论提供了体系与参考标准;从第二个方面来讲,它对于后世的政治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人类从根深蒂固的王权体制观念转向对于内心秩序的探讨,精英与知识分子出现并产生分化;政治文化影响的另一方向则在于它为“现代社会大革命”间接地埋下了思想种因——通过由个人的自我改造到群体的自我改造,实现对于完美社会的构建。总而言之,“超越的原人意识”以其强具普世性的扩张力,为人类文化演进起到的重要助推作用。

共性之外必定体现出个性,“轴心时代”就成为东西方文化差异对比提供了天然视角。脱胎于基督教的西方自由主义,承袭了古希伯来的宗教文化,“幽暗意识”在其中有着明显的体现。作者认为,古希伯来宗教的幽暗意识蕴含在神的话语当中,这些神话可被看作是对于人性中的“双面性”反映:一方面。人的灵魂因由上帝赋予而具备神圣尊严;另一方面,人的身上又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堕落趋势和罪恶潜能”。简言之,人性被分为分为两半,一半是神性,一半是兽性,人可以自我完善,但不会如神一般完美无缺,相反地,人会无限堕落。“幽暗意识”就是从人性中所潜藏的“兽性”一面产生的,它与基督教引人向善的教义相配合,推动了自由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这种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从幽暗意识出发,由于人有着堕落的本能,基督教不相信“完人”和“圣人”存在的可能——而儒家思想中寻求完美人格的“圣王”则与幽暗意识抵触,也很难存在于基督教的教条之中;第二,人性既然不完美,人有堕落的可能,权力就必不可能交由个人掌控,因此在幽暗意识的影响下,遵照基督教的传统,寻求法律制度的约束成为其潜藏的发展趋势与理念。

反观儒家传统,其对人性的看法与基督教存在着基本上的不同。基督教认为人是有原罪的,因而需要被救赎,幽暗意识即为其出发点;而儒家思想则从正面确认了人向“仁、义、礼、智、信” 发展转变的可能。作者认为,既然存在这种所谓的正面肯定,在此之下就存在着对人性缺乏“仁、义、礼、智、信”的预判。因此在儒家思想体系之中,幽暗意识与向善本能是同时存在,相互并行的,二者是互为表里的关系。作者认为,《论语》中贯穿着一种周初以来的“忧患意识”,这点从孔子的“天下无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等话语之中便得以体现。孔子以后,荀子提出的“性恶论”更是直接对幽暗意识的点明。作为儒家文化集大成者的孟子对于儒家后世发展尤其宋明理学的影响更为深远,孟子既提出人有“四心”和“善端”,又感慨“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由此看来,孟子人性论的向善与幽暗意识是相伴而生的。宋明理学即更受这种“生命二元论”观点的影响,在对人性的阐释中又更强调向善,只从侧面暗示了人性之中的幽暗意识。从黄仁宇先生的《中国大历史》一书中,我们得以见到更加细致的体现:孔子追求周公之道,认为社会秩序应在周礼的维持之下运行,并注重个人道德素质的培养,上至君主,下至平民;孟子将这种思想发挥到极致。虽然秦朝时期,儒学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但在此之后的两千多年里,儒家思想在官方层面几乎始终处于统治地位,儒家文化的各种思想观念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人的思想之中。随着朝代的兴亡与历史的更迭,儒学也不断被改造。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到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儒家的治世思想始终与道德密不可分。统治者虽采取外儒内法的统治手段,却不得不受到来自以礼入法的约束。一方面,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统治者的权力不会被滥用;另一方面,统治者乃至社会囿于礼教之中,上层建筑层面缺乏实质性的创新,抑制了思想活跃的可能性。这也解释了为何诸多朝代的改革与变法最终失败的原因。

中国哲学及思想文化的发展,很大程度受社会制度的限制。国家不可能思考每一个人利益与想法进行决策,只能对制定标准进行控制,即一个符合自身统治的标准。这个标准统一就比较容易统治,而当某个人触犯了该标准就会十分危险。中国的封建统治,只能靠单一而又无定论的社会道德来限制,这种为了统治的限制,被统治阶层不被允许有自己的思想。在这样的框架下,个人的思想一边受到了外部的限制,政治制度不许个人产生过于出格的思想,恐怕引起动乱。而另一边,其本身由于这种内在的思维已经深深的浸入思维底层,导致个人自身就无法跳出该思维。在自己的新思维和传统理论冲突时,外在和内在的压力,导致理论的自相矛盾。可以说,中国在数千年的皇权集权下,失去了言论自由,发展出的众多哲学,只能归为空谈,或者极端如李贽这样的“反叛”思想家而陷入与自我和与外部的双重矛盾。当一个庞大的帝国,只凭借儒家的理想与框架建构起各式体系,而法律僵化,政策缺乏创新与活力,社会的发展也必将受限。在此之下,皇帝的励精图治,臣子的呕心沥血,并不能挽回什么局面,只是延缓了它灭亡的速度;而当一切都在无关紧要的状态之下,这一消亡只不过是提前了一些时间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