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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韩愈散文浅谈韩愈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发展

作者:黄昱发表时间:2020-05-29浏览次数:

韩愈是中唐最为著名的散文大家,他与柳宗元一起倡导的“古文运动”成功树立了唐代文学的新高峰,推动了中国散文的发展。韩愈也是中唐著名的儒学大师,他一生推崇儒学,以儒生自诩,反对佛老学说,致力于振兴在中唐衰微的儒学。 韩愈善于运用散文创作,将自身的儒家思想蕴含在散文之中。中晚唐文学家皮日休在《请韩文公配飨太学书》中就称赞韩愈“文中之道,旷百祀而得室授者,唯昌黎文公之文,蹴杨墨于不毛之地,蹂释老于无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 “身行其(指孔子)道,口传其文,吾唐以来一人而言。” 散文在韩愈一生所作诗文总量中占了极大的比例。据《五百家注韩昌黎集》统计,韩愈一生创作了近三百篇文。韩愈的散文气势磅礴,纵横捭阖,是韩愈思想的结晶。本文就以韩愈散文为主要材料探讨韩愈对儒家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一、 历史背景

儒家的兴盛源于西汉时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家思想成

为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但儒家“一统天下”的时间并不长,从汉末开始,儒家日渐式微。东

汉末年社会动荡,宦官专权,外戚干政。儒家学子们不仅无法在这个时代得到重用,甚至可能因为政治观点遭到牵连。于是儒学士人不得不转向远离政治中心的其他学说。魏晋政权的迅速更替让统治者对文人思想采取极度控制的方法,儒学之士为了避免迫害,大多转投佛道玄学,崇尚“清谈”,以求在内心世界为自己谋得一片净土。佛老思想迅速兴起,传统儒学日益衰落。隋朝佛教进入极盛阶段。北周武帝灭佛时,智仙预言隋文帝“儿当大贵,从东国来。佛法当灭,由儿兴之。”隋文帝登基后,深信自己是得佛保佑,对群臣宣称“我兴由佛法”,积极宣传佛法,佛教成为隋朝国教。等到李唐王朝建立,李唐王朝统治者追溯本源时追溯到老子身上。太宗李世民敕以老子为宗祖,名位称号列在佛先。高宗乾封元年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上元元年,武则天请王工百僚皆习《老子》,道教大张于世。到了韩愈所处的中唐,整个社会已是佛老之风盛行,儒学衰微。

二、韩愈作文振兴儒学之缘由

韩愈出身儒学世家,自小接受儒学教育熏陶。《旧唐书·韩愈传》记载“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不俟奖励,大历、贞元之间,文士多尚古学,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 《原道》可以说是韩愈为儒家正名的代表散文。韩愈在《原道》里驳斥道家的思想是“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佛家思想是“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韩愈是中唐文人,唐朝行至中唐已有衰落之势,佛老思想却崇尚空灵归隐,并不包含积极入仕、为天下人的思想,对辅益王朝并无大用。韩愈作为有抱负的青年文人,希望辅佐君王,振兴王朝。基于自身所接受的教育和对历史上王朝政治文化的了解,韩愈深知儒家才是适合一个王朝发展的正统思想,要想振兴王朝,必须先提高儒家地位。因此韩愈与柳宗元等人一起倡导“古文运动”,提倡 “文以明道”和“文道合一”,以一种新的创作方式来传达儒家的思想。

三、韩愈散文中蕴含的儒家思想

(一)执政为民的民本思想

儒家是中国历史上首个提出“民贵君轻”民本思想的学派。儒家关心百姓,认为君王统治者应当爱护百姓,否则就是“不君”。儒家反对苛政,主张仁政,认为民是国家的根本,应当给民以安定的生活环境。

韩愈是儒家民本思想的继承者和发展者。 韩愈仁政爱民,关注民生,体恤民情,呼吁统治者体恤百姓。民本思想称得上是韩愈思想的核心。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当时的京兆尹李实不仅隐瞒灾情不报,而且谎称“今年虽旱,而谷甚好”照样横征暴敛、租税不减,造成天旱人济的悲惨景象,韩愈顶着宗室权贵的压力在《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里仗义执言。他详细陈述百姓们现在处于“至闻有弃子逐妻以求口食,拆屋代数以纳税钱,寒寒馁道途,毙踣沟壑。有者皆已输纳,无者徒被追征。”的悲惨情况下,然后韩愈又紧接着提出自己为百姓着想的具体建议 “伏乞特敕京兆府,应今年税钱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内,征未得者,并且停征,容至来年蚕麦,庶得少有存立。” 反对急征苛税,祈求皇帝顾惜百姓,推迟租税上交,让得以百姓生存。韩愈在上书皇帝真实情况后,被贬连州阳山。在另一篇针对“盐法”的《论变盐法事宜状》里,面对户部侍郎张平叔上疏主张变盐法征税“足国用”的主张,韩愈针对张平叔所提出的十八条利害具体分析,反驳张平叔只考虑国家用度未能考虑到普通百姓和商人的利益。当然,韩愈的民本思想不止体现在专门为百姓上书文章中。在韩愈送别友人崔君往任复州刺史时,韩愈就写下《赠崔复州序》,在祝贺朋友上任的同时告知朋友百姓们现在真实的生活状况“虽然,幽远之小民,其足迹未尝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于乡里之吏者鲜矣,况能自辨于县吏乎?能自辨于县吏者鲜矣,况能自辨于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闻。小民有所不宣。赋有常而民产无恒,水旱疠疫之不期,民之丰约悬于州,县令不以言,连帅不以信,民就穷而敛愈急,吾见刺史之难为也。”希望他上任后能够体察百姓疾苦,实施仁政,让复州百姓得以“蒙其休泽也”。韩愈另一篇送别友人的《送许郢州序》里也有类似为百姓劝诫友人的句子“为刺史者,恒私于其民,不以实应乎府;为观察使者,恒急于其赋,不以情信乎州。繇是刺史不安其官,观察使不得其政,财已竭而敛不休,人已穷而赋愈急,其不去为盗也亦幸矣。”韩愈继承了儒家的民本思想,主张执政为民,但韩愈的民本思想与儒家民本思想各有所侧重。韩愈的民本思想根植于国家统治阶层与普通百姓之间的税赋关系,他希望统治阶层可以体谅百姓,减轻赋税让人民安居乐业。更为可贵的是,韩愈的民本不仅要体现在自己身上,他还会用民本的思想去劝诫为官的友人,将民本思想扩展开来,让更多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二)尊王辅时济世的思想

儒家是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一直以来为封建王朝服务。儒家思想讲究“尊王”。儒家的尊王思想以儒家礼制的形式存在,强调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状态。因而为了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儒家思想要求读书人为国家服务,讲究奉献出仕的精神。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孟子曰:“如欲乎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儒家思想的根基决定了它必须包含着辅时济世的思想。

韩愈生活在唐代宗大历三年至穆宗长庆四年,唐朝处于中唐。此时的社会气象远远比不上盛唐。经历了安史乱,唐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制度出现了混乱,与此同时藩镇割据问题还有待解决。韩愈作为从小接受儒家教育的学士在继承儒家民本思想的同时也继承了包含在其中的尊王思想以及由此而发散引申出的出仕辅时济世的思想。韩愈贞元八年(792年)韩愈登上政治舞台,面对中唐衰微的现状,他希望自己能够辅佐君王兼济天下,因此韩愈的许多作品中沾染了浓厚的尊王辅时济世思想。

韩愈的尊王辅时济世思想蕴含在他的一些散文里。在韩愈达送友人崔立之的《答崔立之书》一文里,韩愈就表示现在的社会还是 “有未及于古者,边境尚有被甲执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为忧。”如果自己能够做官那么就“亦且潜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荐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犹取一障而乘之。”如果未能做官那么也会“犹将耕于宽闲之野钓于寂寞之滨求国家之遗事考贤人哲士之终始作唐之一经垂之于无穷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二者将必有一可。”这充分的表现了韩愈希望辅时的思想,与《孟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存在相似性,但韩愈的辅时济世思想明显是超越了孟子的这一思想的。韩愈的辅时思想不只限于自己通达的时候,哪怕处于田野之间他也要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

韩愈的尊王辅时思想往往是通过一件具体的事件来具体表现的,其所具有的尊王辅时济世思想是从为天下百姓,为王朝前途的角度出发的,在做文章时往往表现为上谏皇帝。元和十四年(819年),时韩愈任刑部侍郎。唐宪宗把“岁丰人和”的心愿寄托在佛祖身上,因此命中使杜英奇等迎佛骨到长安供奉祈福,出现了 “广造浮图、宝帐、香轝、幡花、幢盖以迎之,皆饰以金玉……上御安福门,降楼膜拜,流涕沾臆,赐僧及京城耆老尝见元和事者金帛,迎佛骨入禁中。三日,出置安国荣化寺。宰相已下竞施金帛,不可胜纪。”的盛况。韩愈认为“迎佛骨”不仅达不到祈福的效果反而会劳民伤财影响会社会风气,让底层百姓被佛教迷惑,以至于“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因此冒死上谏。在《论佛骨表》的末尾,韩愈更是用“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表现出他对皇帝的忠心,为了实现辅时济世思想,为天下人牺牲奉献的无怨无悔。”唐元和年间,唐朝廷与与淮西一直摩擦不断,藩镇割据成了困扰朝廷的一件大事。在这种危难时刻,作为文臣的韩愈毅然扛起了武臣的职责上书皇帝《论淮西事宜状》。在《论淮西事宜状》里韩愈认为淮西战争陷入僵局主要是由于朝廷管理军队管理不善。韩愈认为自己是“谬承恩宠,获掌纶诰,地亲职重”因此要“辄竭愚诚,以效裨补”来报效国家。韩愈在《论淮西事宜状》里详细提出了应对淮西战局僵持的六条相应的措施和建议。

(三)领先时代的学习和教育思想

韩愈除了是中唐文学家、政治家,他还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韩愈成功继承了孔孟儒家学派教育思想,在中唐创立了其独特的教育理论体系。韩愈提倡教育是为了宣传儒家的道通,韩愈在《原道》里阐释他的教育目的就是沿袭历代以来的“仁义道德”,让人们懂得阶级人伦观念,是对孟子“明人伦”教育思想的继承。韩愈的散文《进学解》和《师说》是其教育思想的集中体现。韩愈的学习和教育的思想蕴含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宝贵财富。

1. 韩愈提出“性情论”的教育思想,韩愈的“性情论”教育思想是相对于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性恶论”而言的。韩愈在继承儒家“性善论”和“性恶论”的基础上加以思考总结,发展成了韩愈独特的“性情论”。韩愈将人分为“性”“情”均分为三品:上、中、下。韩愈的“性情”三品说奠定了韩愈教育思想的基础。正是由于人性等级的差异,因此教育的教化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

2. 韩愈对教师的职责和与学生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详细阐释

韩愈在《师说》里指出教师的职责是“传道受业解惑也”,教师需要教给学生知识,解答他们的疑惑。更难能可贵的是韩愈继承了孔子“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教育思想,超越了当时社会耻学于人的学风。韩愈打破了当时社会对于教师身份的固化认知,他提倡“教师”不应由年龄和社会地位决定,而由人的知识储备和能力决定“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韩愈同时认为老师不是万能的,因为人在接受知识有所取舍 “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且在此基础上,韩愈拓宽了儒家的教育思想,他认为学习要注重大小,小的问题要解决,大的问题更需要解决。

3. 韩愈提出了勤于学习和广泛涉猎以及因材施教的治学和教育思想

韩愈在《进学解》的开头就假托国子先生的身份告诫学生们历代亘古不变的学习真理“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荀子在《劝学》的第一句里就指出“学不可以已。”学习是不能够停止的。韩愈的“业精于勤荒于嬉”就是对荀子这一终身学习思想的继承。韩愈在其《五箴》也以己为例体现了终身努力学习的思想“余少之时,将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之时,既饱而嬉,蚤夜以无为。呜呼余乎,其无知乎?君子之弃,而小人之归乎?”在勤于学习的基础上韩愈也发展了儒家教育思想,他认为人应当广泛的阅读经典,以充实自我。另一方面,韩愈继承了孔子所提倡的“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在《进学解》里韩愈以木材按照大小被用于不同的用途来表明教育应该因材施教“夫大木为杗,细木为桷,欂栌、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登明选公,杂进巧拙,纡馀为妍,卓荦为杰,校短量长,惟器是适者,宰相之方也。” 阐述了只有因材施教才能让人才全面发展、物尽其用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