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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熟悉的陌生人

作者:王媛发表时间:2020-05-29浏览次数:

《热风》收录鲁迅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四年间杂文四十一篇,多是对一些当时中国社会存在的小问题做的短评。整体而言,不难翻阅,只是有些问题碍于时代局限,难以深刻理解,抵达不了作者“自说自话”的“有情讽刺”,而有些问题又果真是超越时空的局限,其犀利的见解,简单几句评述便点出问题症结所在,哪怕是到过了近一世纪的现在,仍有震撼读者心灵的力量。

印象最深的便是随感录之二十五,鲁迅说:中国娶妻早是福气,儿子多也是福气。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的萌芽,所以随便辗转,没人管他,因为无论如何,数目和材料的资格,总还存在。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人口大国,不管别的,人多就能占个世界第一的位置。可这世界第一便是好吗?显然,光有数量保本,没有质量打底,是极其危险的。中国多的是人数,少的却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一个世纪以前,鲁迅就意识到了“我们中国所多的是孩子之父”的问题,并发出“以后是只要‘人’之父——”的呐喊。鲁迅借用奥国人华宁盖尔分女人的方法,把男人分为“孩子之父”和“‘人’之父”,指出前者“只会生,不会教,还带点嫖男的气息”,后者则是“生了孩子,还要想怎样教育,才能使这生下来的孩子,将来成一个完全的人。”。

显然,在当时那个新中国还未成立,思想尚未完全解放的年代,不说是否存在后者这类的‘人’之父,恐怕连是否有这种意识的人都是极其稀缺的。而这一百年前的中国式教育问题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仍然有着流毒的影子。

因为鲜少同自己父母有过什么深入交谈,疫情期间,强制性的长时相处也让我发现双方在很多问题上的见解偏差。各种问题矛盾堆积成山,压抑的情绪在心中就像定时炸弹时刻等待爆发。某日晚,和爸妈坐在沙发上看一部有关家庭教育的电视剧《小欢喜》,想来自己并非“一枝独秀”,其中几个家庭无疑都有着中国式家庭的普遍性,也是鲁迅先生所提及的父母对于‘人’的教育问题在现代中国社会的反映。

在英子家庭中,宋倩夫妇一方面望女成凤,悉心栽培女儿,一方面又不愿放手让女儿离开自己的视线,闯荡人生。一句“我坚决不同意”打破了女儿离开北京的家去南京读大学的愿景。理由是:你离我们那么远,得多不安全啊,要是生病了,我们难道坐飞机去找你吗?

看到这,我不禁反唇相讥:“有何不可?”当然,这是受了“冲动”的摆布。但这话说得奇怪,父母大抵是希望子女好的,平时说话亦不愿意把和子女相关的事情往坏了想。但一旦涉及子女做和自己意愿相违背的事情上时,这套“潜规则”就变了,什么坏事都有发生的几率且因为不在父母身边,这些坏事好像会变得更加严重似的。

不置可否,父母对孩子的爱都是纯粹而热烈的。但在人类这个复杂的大社会里,真相时常被掩盖。人是利益的动物。我想多数父母也免不了俗气,对子女的好多少也是以自己的喜好为中心的。

“成大事者,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父母把孩子培养成才,要么是期许其能堪大用,担重任,将来自己的衣钵,不至于后继无人;要么是希望子女能够通过努力改写自己的命运,不要如自己一般劳苦一生。

如上两种父母的心思,一种是期待子女至少能够达到自己的高度,甚至超越自己,另一种则是期望子女不要效仿自己,摆脱既定的命运。看似是两种不同的洞口,可仔细往洞里看,就能发现本质上是有同样寄托的洞:望洞中能出龙凤。

于是,在孩子踏上人生路伊始,父母们就用自己的亲身体会提醒孩子,这是你爸爸经历过的事情,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你再去犯错,抑或是你妈妈当初就是这样做的,现在过的多好,照办准没错。此时此刻,父母们像是孩子人生路上的避雷针:抬起脚,放不放下,听我指挥。绿灯,通行;等等!红灯,这下面是个坑!每一步都恨不得告诉你哪里该走,哪里不该走。“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部分说的就是这个理。

可这红灯绿灯都是人为规定的,何况这种人生的红绿灯同真正的交通指示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真正哪条路的通行权掌握于每个生命本身。

“我是希望你将来过更好的生活”——父母经典语录之一。我想说到这句话的时候,父母们脑海中不免自动浮现自己所谓“更好的生活”的场景。那里,阳光灿烂,欢声笑语,父母站在一旁,眯着眼,对于孩子们的幸福快乐,感同身受。这种感同身受显然是将从这“更好的生活”中所得到的“快乐”作意志,移植到子女身上,而这快乐的心流体验又是其建立在自身对快乐的定义上面。好比古代贫苦父母嫁女儿,对方是个八十岁的有钱人家,便以女儿能得到他们所想的“穿金戴银、好吃好喝”的快乐许下亲事,没曾想过女儿是否愿意接受了这种“快乐”,是否愿意同一个可以喊爷爷的陌生人生活一辈子。

无可厚非,在许多问题上,父母作为比孩子早先见过周身世界和社会几十年的过来人,见识确比初生牛犊广而多。可是偏偏是这些见识,有可能成了阻碍孩子发展个性的绊脚石,人生很多选择本不分对错,尝试过才知个中滋味对不对得上自己的口味。父母以自己失败的经验启发孩子,提供借鉴为宜,以过来人的身份否定孩子的选择却为不宜。现代父母不是缺了教育孩子的责任意识,而是缺了与孩子平等的沟通意识。而沟通又是一种艺术。傅雷给傅聪的一封家信中说:“可怜过了四十五岁,父性才真正觉醒”、“跟着你痛苦的童年一起过去的是我不懂做爸爸的艺术的壮年”这无疑是作为一位父亲深刻地觉醒,以书信的方式对话,又能够打破面对面,话到嘴边,说不出来的尴尬。

英子家庭的问题大概就出在英子妈妈和英子各自心中理想生活的偏差。而如果英子妈妈能站在英子的角度思考孩子的选择,英子能站在妈妈的角度想想问题。二人敞开心扉,坦诚相待。我相信父母与子女之间的问题不会演变成不可解决的“锚问题”。

如傅雷所言:儿子变成了朋友,世界上有什么快乐能和这相比的。其实很多时候,父母想成为点亮孩子前行路途中的明灯,坐在菩提树下,观棋不语也是一种学问。但愿我们不是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而能以朋友的身份对谈,在各自的时空里共同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