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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索克的审美理想 ——《穿裘皮大衣的维纳斯》读后感

作者:黄惠琳发表时间:2020-07-05浏览次数:

1890年,心理学家理查特·凡·克拉夫特-爱宾发明了“性受虐狂”这个术语,直接借用19世纪的奥地利作家莫索克(Masoch)


小说的第一部分是“我”的一个梦境,在“我”与“维纳斯”的对话中将作者的观点体现出来。众所周知,西方文明的两个起源是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前者纵欲、活泼,后者禁欲、严肃。南欧的“维纳斯”来到北方的德国,“颤抖着,蜷缩着,像一只猫”,不得不把身躯包裹在裘皮大衣里,而身为德国人的“我”只认为是这位女士穿得过于单薄,体现了两种地理环境下的审美差异。南部欧洲浸润在清爽宜人的地中海气候里,产生了一种贴近自然,追求身体原始健美的裸体文化。而罗马(希腊)神话中的维纳斯(阿芙洛狄忒)生于海洋的泡沫之中,是爱与美之神,不着寸缕是其天性;维纳斯的丈夫伏尔坎貌丑跛足,遂与高大英俊的战神玛尔斯偷情,放纵爱欲更是其本能。故开头第二段中“坐着一位维纳斯……不,提醒你,其实她是一个妓女”,究竟是妓女假名维纳斯,还是贬真神为娼妓,实在似真似幻,难以捉摸。无论如何,这位维纳斯表明了自己身为异教徒的立场,认为快乐是爱情的全部,而对“我”的真诚不屑一顾。至于“我”,则始终处在效忠于女神和贬斥她妓女行为的矛盾之中,表现出基督徒对神呼告无果的愤怒痛苦,却仍摇尾乞怜:“再没有比穿上黑色裘皮大衣把你雪白的身躯显得更漂亮的衣服了……”。裘皮大衣,把袒露的天赋之躯囚禁为个人的私有物品,共享成为私藏,将享乐的“妓女”刻意建构包装为威严的“女神”,是从一而终对水性杨花的枷锁。

作者认为,两性关系中不存在平等,只有对支配权力的反复争夺。“女人投入得越多,男人清醒得越快,他就开始作威作福了。但是女人越残忍越无情,越是虐待男人,就越能唤起男人的好色欲。”以及受虐癖的主人公萨乌宁总结道:“男人的唯一选择就是要么成为女人的君王,要么成为她的奴隶。”这些论断背后的预设是:爱变化多端,从不持久,因而不存在永恒捆绑的男女关系。但基督教世界毕竟覆盖了那个久远的古希腊罗马时代,发明出一夫一妻的婚配典范。所以萨乌宁苦苦哀求旺达给他一个永远忠诚的誓言,要么做他顺从的妻子,要么做以他为奴的女主人,只是终生不可背叛他。而旺达抗拒地提醒他,所有尝试用誓言、合同和神圣仪式拴住女人的方式都不能让爱持久,因为这种不可能实现的起誓就是说谎。耶稣曾在《马太福音》中反对发誓:“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誓都不可起。(太6:34)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太6:37)”最高的美德不是信守承诺,而是不发誓也能坚持善,否则,誓言只是一种欺骗。婚姻中的诺言正是反自然、反人性的,为了维持这种反常关系,必然只能使用反常的手段。于是起初对萨乌宁有几分爱意的旺达选择了成为他的女主人,去实践萨乌宁幻想中的理想关系。

从他们签订主仆协议开始,到回忆结束,中间的庞大篇幅展现了SM关系中丰富的调教体验。萨乌宁是将人格和生命都交给旺达的奴隶,而相对应的,旺达在惩罚他时必须穿上标志性的裘皮大衣。萨乌宁的自轻自贱让旺达怜爱他的同时却逐渐对他漫不经心。在游戏里,看似是旺达获得支配的快感,而萨乌宁被鞭打的痛苦和嫉妒的忿恨折磨;而在游戏外,萨乌宁用裘皮大衣铐住了想要自由追求伴侣的旺达,旺达实际上成为满足他幻想的工具,她本人不是施虐癖,并不享受这些从不近人情的惩戒。他们相互奴役,相互角力。最后,过分投入以至于信以为真的萨乌宁败下阵来,而被始终抱着游戏人间态度的旺达弃如敝履:“我只是一个快乐的看客罢了。”

萨乌宁在这场被旺达称为“疗愈”的游戏中清醒,甚至贴心地总结了故事的主旨,从一个政治的层面重新提醒读者“维纳斯”的含义。维纳斯存在的条件是古代的奴隶制社会;讨论主奴构想时,更是反复提及“奴隶制仍存在的东方诸国”,比如土耳其、俄国、印度、中国,“东方暴君”、“俄国专门抽打反叛奴隶的鞭子”、“中国人的地狱”之类的词汇比比皆是,通过对东方地区野蛮落后的幻想增强了性奴役的残忍与浪漫,更点出了两性关系不平等的根源:“女人……在男人的专制下只可能之他们的奴隶,永远不是他们的伴侣。只有她和男人一样有同样的权利之后才能成为他的伴侣,那个时候她们受到的教育应该一样,也做着同样的工作。”对于这个终生没有摆脱性受虐倾向的作家,他让读者徜徉在奇情妙想的故事中,结尾却给出一个清醒的、追求平权甚至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思考。他究竟是迷恋古代野蛮的性幻想,还是要力求摆脱受虐倾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