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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古来例寒饿”

作者:余可心发表时间:2020-03-07浏览次数: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有政治意味的敏感阶级时,身处其中的个体,面临的是历史与现实多方面的磨砺。《绿化树》中的章永璘,对自己的身份曾有过自矜-自卑-自豪的一波三折的认知与接受过程。这个过程,蕴含着文人历史性袭承的品性、资产阶级背景施加的压力,现实价值观的冲击,劳动者的教育和科学社会理论的改造。从而使章永璘意识到运用主观能动性使自己从夹缝中生存带来的游离感摆脱出来,最终走向被接受和融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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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或称为“文人”,开始以学识为特征成为一个的独立阶层时的名字为“士大夫”阶级,大致起源于春秋战国。届时——从名称可以看出,文人天然与政治地位挂钩,由于春秋战国的特殊性,文人成为了独立精神与社会责任完美融合的代名词,他们为君师,为君友,获得政治与人格双重的崇高性。从此确定了千百年来的知识分子们阶层演变的核心。士大夫阶级的地位到宋朝达到一个顶峰,物极必衰,社会文化的普及、知识分子阶层的扩大,注定了崇高的稀释。文人逐渐掺杂上“百无一用是书生”的羸弱感,他们在专制主义的加剧中,离所谓君之师,君之友越来越远,却仍放不下这种起源性的文化心理,这也是知识分子精神苦难的缘由。

因此,尽管经历了近代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以至于到新中国激进的社会化浪潮中,被污名化、边缘化,以至于成为一个敏感阶级的“知识分子”群体,要分析他们,仍然摆脱不了这袭承了千年的文化心理。这也是章永璘对自身身份“一波三折”式认知的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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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地,在小说最初,章永璘对自身知识分子的认知是自豪的、沾沾自喜,甚至是傲慢的,即便他刚刚结束四年的劳动改造,被摧残到:"一米七八的个子,只有四十四公斤重,可以说是皮包骨头"。但他对这种苦难仍是带有知识分子自怜自爱感——姑且可以理解为“士大夫”式的贬谪、流放之感。他尚且为自己能够运用物理几何知识,通过他那美国奶粉罐头筒,每次多得100cc的稀饭而感到得意,甚至是宝贵的欣赏。他由此清高,并瞧不起“营业部主任”,他对此人的厌恶,除了其自身的恶劣性情,还包含了“自觉地意识”对“不自觉地运用”的蔑视,因此他觉得:“我比他高尚,比他有更多的精神上的享受...带着一种精神胜利的自豪感...”

对他来说,在痛苦的环境中,在社会对“自我”与个性的扭曲下,强调自己“知识分子”这个身份,是一种精神上的救赎方式。这使他感到与众不同,更重要的是,他感到高贵——尽管他做的事情其实是卑劣的,他借口砌炉子之便私吞糨子给自己烙饼吃,利用劳动人民朴实执拗的特性低价骗取黄萝卜——这位所谓的知识分子,将自己的才能全然用在口腹之欲上,这是一种悲哀——但他听过将其美化为运用知识的自我能动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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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他看到真正美好的人性,西北荒原上赤裸裸的真诚,质朴,灵动与勇敢善良。他起初用文人式的方法判定他们,他面对马缨花时,想到《叶甫根尼·奥涅金》,想到威尔第《安魂曲》,说她有“不少于玛甘泪或达姬娅娜的柔情”。他形容海喜喜,认为他如果当了作家的话,“倒能叱咤文坛一阵子”。但他最后失败了,海喜喜逃跑前对他的冰释前嫌,马樱花对他的无私奉献,让他感受是单纯的原始的人性之美——他再一次对自己身份的高贵性产生怀疑了。

  章永璘对自身阶级的有罪性,不容于社会的自我怀疑和思索充斥着全篇,其中两次最为激烈的,均通过他在棉花网套中半昏不醒时的自我质问表现出来。

  其中第一次,是他通过近乎敲诈的方式,从农民手中用低价坑骗来五斤黄萝卜,却摔下排水沟乐极生悲的事件。我看可以称之为黄萝卜事件。章永璘受寒发烧,在他单薄的棉花网套中开始了第一次深刻的自谴自责,他意识到自己确是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在口渴如焚时悲哀地想:“我所属的阶级覆灭了,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次戏剧化的报应事件,初步使章永璘意识到自身所属阶级所带的狡黠、卑鄙等劣性,他开始反省并慢慢改变。

第二次便是他意识到马缨花对他的爱意时,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情不自禁地想要占有她,却被马缨花推开拒绝:“你还是好好地念你的书吧!”章永璘再一次天旋地转地钻进他的棉花网套,第一次提到了死。他想的羞耻、惭愧、悔恨、痛苦,到达了一死了之的地步。并意识到那句经典的:“公子落难下层妇女搭救了他,他只要一脱险,马上就想着占有这个妇女,并把这种举动当成一种报答,这不是一种千篇一律的古老的故事吗?”相比起黄萝卜事件面对质朴对自身卑劣的自责,这次的反省更加激烈也更深刻,他站在德性的高度意识到自己的鄙俗对施恩者的毒害,是反思千百年来统治阶级的卑劣。于是他再一次意识到自己被人民开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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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永璘初到农场时,还完全保留着劳改带来的精神创伤:他会在黑夜分裂成另一部分,“那些被痛苦的、我不理解的现实粉碎了的精神碎片,这时都聚集拢来,用如碎玻璃的锋利的碴子碾磨着我”。求生的本能使诸位曾经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得谄媚、讨好、妒忌、甚至狡诈,但到夜晚,他会对此产生深深的厌恶:“我颤栗、我诅咒自己”。他悲哀地认识到,“可怕的不是堕落,而是堕落的时候非常清醒”。

这种堕落到底是由于他所谓资产阶级右派的劣根性,还是被险恶的环境所逼,这中间又怎样掺解,我们不在此讨论,只用知道,这位知识分子在外部于自身的压力作用下,感到一种游离于环境的分裂感:他运用自保的本能与智慧对环境做出最大限度的附和,又一方面深深地厌恶这种附和,却无法解脱。而后,在与真正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与大西北凶悍强横的民风碰撞时,他对自我的身份产生严重质疑——他找不到在这个农场、这个社会的立身之地。他在对自己身份认知的高低中沉浮,久久无法做出肯定的判断。就在这时,他开始读《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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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笑的是,这位被打倒的原统治阶级,在受尽肉体与灵魂的挣扎后,才开始了解此番经历背后的深刻原因、这个社会运转的规律。宏大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揭露的真相使这个受尽折磨的读书人感到平静。他在接受自己,接受自己所在的阶级,接受他自己所受的苦难,并从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力对抗的话语中得到鼓励:“我的思想如闪电一般快地从这段似乎与我的现实无关的话中,理解了我应该怎样来看待目前的生活以及怎么确立今后的生活目标。”他领悟了什么呢?

  他这样评价马克思:“他具有一种能够把人类各个不同的知识领域相互沟通起来,并溶汇为一体的奇妙的本领。”我们不妨理解为,章永璘从资本论中,找到一条平衡现实与精神的路,找到一条使自身融入人民社会的路:他从终于不再“无地自容”了,不再抱有浅薄的文人式傲慢,也不再否定自身的价值,他将接纳这片土地,也将被土地接纳。

  于是他彻底接受了马缨花的爱,也坦然接受了之后二十年更为悲惨的命运。

资本论带给章永璘的顿悟,也通过小说略显突兀的政治性结尾展现出来。为什么必须有这个结尾,在距小说发表二十年后张贤亮做了解释。他的理由是,从1950年代开始,中国就编织一套“身份识别系统”和“身份识别制度”,人被分成三六九等,他作为一个“不可接触的贱民”在这样的制度中生活了二十多年。而“文革”后为“右派”,为冤假错案平反,是“身份识别系统”和“身份 识别制度”取消、终结的标志,这些举措“超过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奴隶解放”。他说,我们这些人“从各自的 灰头土脸的世俗生活中走出来,第一次步入壮丽的人民大会堂‘参政议政’,怎能不感慨万千?”


可见,这历史上的“士大夫”阶级,辗转陂陇,历经万难,又以新的面貌确立了自己的位置。他从一个混乱的时代逃脱出来,有幸以社会的进步重新审视自身的意义。

  同时我们也能更深入地理解这位知识分子从头到尾的挣扎:即历史性的高贵与现实低贱化双重冲击下,在真实人性与社会导向的教育中领悟的灵魂。尽管这是一段因时代特性与自身性情导致的,略显畸形的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