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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墨之辩 ——读《国史大纲》之学术思想史

作者:张智云发表时间:2020-07-05浏览次数:

本身是古代贵族之间的方式和习惯,即“礼不下庶人”。又古代之往往与祭祀活动相联系,所谓“国家大事在祀与戎”,又将与政治相关联。从此意义上讲,宗教、政治、学术有着极为亲密的联络。自东周以降,周室衰微以至学官四散, 礼亦走向四夷。礼的动摇从其根源来讲,是懂礼之人内部的分化,渐生“知礼”与“不知礼”的分野。知礼者多为下层贵族,他们为谋求职位而习礼;不知礼者多为上层贵族,他们世袭爵禄,缺少内在的前进动力。这样的历史走向一方面动摇了分封制的统治基础,另一方面学术散在四夷,与宗教、政治的联系渐趋疏松,也因此学术独立性大为增强,民间学术流派因此奋起,儒家开百家先河,墨家随之而起。

儒家起于鲁,礼制完备受礼的熏染时间久远,面对纷乱的东周,孔子以为乱世源于礼制的崩坏,因而再返盛世需要的是礼制的重新确立。从这个角度讲,孔子是一个社会改良主义者,为此他对礼注入了更多的理性精神,赋予“仁“的内涵,即为“纳仁入礼。从而使得礼具备了普世化的基础,具备更多的受众。社会的改良便是挖掘人内心的“仁心,以使社会趋于和谐。单凭这一点而言,孔子绝对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对上古礼制思想的重复,其思想直古直今,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最伟大的创造之一。“孔子是开始把古代贵族宗庙里的知识来变换成人类社会共有共享的学术事业之第一人。”

墨家起于社会底层,就墨子而言,他认为东周的乱局导源于贵族阶层的腐败堕落,因此连带着否定了贵族特有的礼,随之提出“非礼”“兼爱”等主张。就“兼爱”思想而言,其本身是一种偏实用功利主义的时效性方法,时效性强调对行为目的的达成,它缺少一种内涵价值,它的价值完全依赖于行为目的本身的价值。因此为肯定“兼爱”的价值,墨家首先需要肯定其平定东周纷乱局面的价值,但是这还仅是工具层面上的价值。墨子在此基础上借用“天志”这一绝对权威构建权威体系,继而赋予了其直接的内涵价值。即:人出身虽有不同,但在“天”看来并没有差别。人本于天,所以也应该推崇这种“天”的无差别的爱,以走向大同社会。但是如何保证这种无差别的爱呢?墨子以为惟有苦行,制定了极为严苛的标准,所谓“非大禹之道,不足为墨”。这种兼爱从本质上而言肯认了父母兄弟之爱,但是要求对待他人也要如父母兄弟一般,加之清苦的修行,克服了一定的客体差异性。

我们知道,儒家的仁爱思想强调孝悌,强调人性之“仁”,直指人内心深处的一种自然倾向,所谓“报本返始”。从孝悌出发,爱父母、爱兄弟、爱其他人,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仁爱培育过程,它不需要借助外界的权威,而是一种“本立而道生”。也即儒家肯认了爱的差异性,但最终指向大同社会。也就不难看出,儒墨其实有着相似的指归,其最大的不同在于群体中“爱的差异性”的认同之上。墨家否认这种差异性,从而不得不借助外界权威来构建理想社会,但最终却走向消亡。墨家以权威“天”赋予兼爱以内涵价值,虽然为其思想架构了一个完备的体系,但是我以为存在两个致命的缺陷:其一,权威所赋予的价值,是一种必然价值,它是一种先验的存在,超乎理性;其二,权威主义会进一步导出一个人间的权威——君主,也是从此处限制了墨家思想内涵的深入发展。如果细察商周以降的变革,不难发现这是一个人文精神、主体精神崛起的时代,就这一时代脉络而言墨家显然有悖于时代精神的。但是儒家于此恰巧相反,它导源于人性,最终又回归人性使其得以升华,更贴切与古中国的人伦实际。其后孟子与荀子又各在本体论上使得儒家学说更进一层,使得儒家思想体系臻于成熟,成为一个温和的改良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