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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流水,终解两相逢

作者:张智云发表时间:2020-03-29浏览次数:


传统的文化学将文化划分为物质、精神、行为、制度文化四个维度,基于这一理论的文化比较也常将视角放在此四维度。暂且抛开精神、行为、制度三层面不谈,从最基础的物质层面来说,中西方在文化起源阶段,也即轴心时代,便处于不同的地理环境位置中。梁漱溟先生在《中华文化要义》中曾指出,西方文化的起源古希腊文明是海洋文明的典型代表,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古希腊对自然特有的征服欲望极其探索欲望;而中国文化起源于农耕文明,更为注重与自然美的和谐共处,随之延伸出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天人合一“。两个差异明显的向度便决定了中国文化主对自我的德性探索,而西方文化则更为关注对自然的发现。

基于上面的论点,曾有人断论中国文化最后走向没落,是因其缺乏理性以及人文精神,而西方经过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重新唤起了理性主义与人文精神,继而催生了科技革命。这种论断我个人是极不认同的,它无视中国极其成熟的道德伦理体系和价值观追求,僵硬的搬照西方的文化发展做对比,而得出的有悖中国内在发展逻辑的结论。举例来说,远古先民“绝地天通”便是中国最早的宗教革命,它意味着宗教解释权的统一以及宗教与政治分离。如果说这样的宗教革命不含有高度的人类理性,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可以称呼为“理性”。就人文精神而看,《论语》有言“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这样的精神不是人文精神又是什么?中国从不缺少对人的关怀,对人的关怀不是人文精神又是什么?

同样是理性主义与人文精神,但实则有不同的发展向度。就像最前面提到的,农耕因其在自然面前的脆弱性,以及自然的不可改变性,使得人们更为注重道德自省,更强调经验的总结,而较为忽视对外界的探索。中国先民无疑希望通过自身的这种反省以达到与自然的统一,即“天人合一”思想,中国文明的理性是一种道德理性。西方自古希腊文明使,生存的空间注定他们要探索自然,向外寻求真理。宗教的盛行便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宗教看似是人自我内在精神的寄托,但它最初的运行逻辑却是向外的,它借外在的神秘力量来规范人类的德行自我,最终转化为自我的内在约束。当然宗教势力的盛行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蛮族入侵使得古希腊文明破坏殆尽,基督教乘势而起成为当时西方文明的精神支柱,有他内在的必要性和价值。但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展开,古希腊精神再度崛起,事实上从本质来言,这也是人的自我再发现,从而催动科技主义的迅猛的发展,这亦是最初古希腊精神的延伸。

科学发展至今天,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似乎再无任何精神能与之匹敌。但是成功往往伴随着自负,科学精神导源于古希腊的理性主义,而科技本质上是要为人类服务的,它不能也不应该脱离人文关怀。但事与愿违,每一次科技革命背后都掩藏着诸多社会问题,当然,这并不能归罪于科技,它为人类服务,也为人类所创造。在我们对科学自信至几近于自负的程度的时候,我们是该停下来思考是不是缺少了对人文的根本关怀,我们不能抛开人文价值,甚至是人的价值。这样的科学精神是与人类理性相悖的,那么它还能称之为科学嘛?这背后实际上亦有西方个体人文主义的推动,它极易衍生为极端的自我满足。

对于上面问题的思考,使我重新认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当我们放纵理性以致走向理性对立面的时候,中国“天人合一”思想便极具借鉴意义,中国传统的集体人文主义关怀,我个人认为能为现代的诸多迷惘提供极具参考价值的思想内核。事实上近代以来,西方也多有人思考这一问题。从尼采歇斯底里的高呼“上帝死了!”到现代的存在主义哲学流派,都根植了最基本的人文思考。人类并不能拯救自然,人类只能拯救自己。当人类抛开对自我认知而走向自负,谁又能保证这不是另一场宗教极端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