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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归家的路上

作者:雷欣欣发表时间:2020-05-24浏览次数:

他出身世家显赫,但却一生漂泊、危立于世;他是“战神”儿子,却陷入一场不容于世的爱情;他天赋异禀、名满天下,却不得不孤独余生;他走过最慌乱的中国、四海为家,却一生都在归家的路上。

没落的“贵族”的流浪。

白先勇出生于一九三七年,这是一个很微妙的时代,日寇铁蹄践踏国土,神州大地上硝烟弥漫、战火纷飞,华夏民族正处于水深火热的年代;但也是这兵荒马乱、四分五裂的中国,才给了手握一方军政便可“君命有所不受”的军阀叱咤风云的机会。幸运的是,白先勇就降生在这样一个的贵族家庭,其父为中国国民党高级将领、新桂系集团当家人白崇禧,桂系军政在握,其母为出身清末书香门第马氏女马佩璋,知书达理。许多人看来,不凡的出身给白先勇带来的应该是锦衣玉食、肆意张扬的少年浪荡,但事实是白先勇的童年基本都是在逃难,即使他的家庭曾经处在这个国家的权力顶峰。

背井离乡的漂泊。像是踩着战争的号角,白先勇一出生就赶上了中日大战,与父亲白崇禧聚少离多。白先勇的童年充斥着逃亡奔忙,躲日本人轰炸,半夜三更在睡梦中,保姆就把他抓起来,往防空洞里面逃。乱世无情,这种战乱的印象,贯穿了他的童年。再就是国共内战,从桂林到重庆,从重庆到广州,从广州到香港,一路颠沛流离,前前后后十二年,直到一九五二年随父亲撤离台湾才勉强算得上安定下来。一九六二年,时隔十年,二十五岁的白先勇去台赴美,是异乡求学,也是逃离伤心地,此后白先勇辗转美国多地,放逐于他乡风情,醉心文学写作,将自己锁在自己的天地里,哪怕无所栖息。

寄身孤岛的流浪。幼年时期的漂泊艰辛带给白先勇的不仅是肉体的折磨,还有灵魂无处安放的文化流浪,像是历史的。或许和家庭比较包容的文化理念有关,白先勇身处回民家庭却笃行佛教,身在“蒋家王朝”却魂系巴山蜀水,但也可能正是这种文化不管制,东方传统文化的远离和西方文化铺天盖地的冲击,让年少的白先勇感受到了文化的弃儿的仓皇不知所措,如同失根的浮萍,哪怕不在居无定所、颠沛流离。常年流浪于异文化使他对故乡(中国传统文化)更加思念,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在纽约,白先勇最怀念的还是老央的说书,在不算明亮的厨房,一边洗碗,一边讲桃园三结义、讲火烧赤壁、讲赵子龙单骑救主××××××兴味浓时,便是手舞足蹈。

最后就是游离于主流伦理道德的漂泊。朦朦胧胧察觉自己的感情方式和生存形态的与人迥异的白先勇,不敢诉说,无法诉说,像是被世界遗忘,也被自己遗忘,在黑暗里没有任何声响。他变得孤立、沉默、敏感,像是一头撞进迷雾里,不知前路在哪里,“我们在追逐什么?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那我们呢?阿青,我们逐什么?”来自父亲的否定,便是最后的罪旨,“他那一句话,就好像一道符咒,一直烙在我的身上,我背著他那一道放逐令,像一个流犯,在纽约那些不见天日的摩天大楼下面,到处流窜。”

所有的成熟,都是从失去开始。

成熟是什么?所有的成熟,都是从失去开始的。少年早熟,白先勇失去的是童年的喧嚣和热闹。从桂林老家逃避日军到了重庆,年幼的白先勇却突染肺病,当时的肺痨是会要人命的,完全没有特效药。担心传染,父母只好将他安顿在远离大家的花园那一头的房间里静养。当房间门关上的那一刹,本该属于七岁孩童的无忧与快乐,也随之被赶了出去。这一关,就是四年。于是白先勇从七岁开始,便舔尝到这种不为人所能知的孤独与痛苦。

世界就是这么无常。你以为所有稳固的不变的,都会凋零、会破碎。而且,猝不及防。“母亲入土那一天,我觉得埋葬的不仅是母亲的遗体,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六二年十二月,白母马佩璋因高血压逝世,终年五十九岁。这一天,也成为了白先勇人生中的一个分水岭。那一天开始,人生的局限和无常,成了一大片阴影,始终笼罩着白先勇。母亲去世后的第四十一天,二十五岁的白先勇毅然离开台湾这块伤心地,离开那天一向强势的白父亲送至机场,没想到那竟是父子两人最后一面。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其父白崇禧溘然长逝,听闻父亲去世,相较于悲伤,白先勇更多的是恍然与敬意。因为白崇禧在他的心中,早已超越了“父亲”的单一角色,他是属于历史的,是民国历史跨越不过去的那一部分。

“生离死别,一时尝尽,人生忧患,自此开始。” 至爱病逝,他从此是彻底的孤独者。一九九二年八月,白先勇同性恋人、生死之交王国祥病逝。白先勇与王国祥年少相识,磕磕绊绊走过三十八年,携手抵达“知天命”。当他们认为历经的沧桑足以抵挡接下来的种种之时,人生的无常再次挥拳重击了他们。王国祥“再生不良性贫血症”复发,最终救治无果,病逝于异国他乡。从此,白先勇和王国祥,天人两分。从此,白先勇成为了真正的彻底的孤独者。

一个人的文艺复兴。

不论是年少的一往情深,还是成年后的追梦寻根,亦或是岁月的冷漠澄清了白先勇一生的叛逆与缥缈之感,办杂志、兴昆曲、评红楼,“情”与“美”交织,白先勇慢慢实现着一个人的文艺复兴。年幼时白先勇因病被隔离治疗,在他不能上学、独自度过的时光中,最大的娱乐便是听家里的厨子老央一边洗碗,一边给他说书。是老央,让白先勇学会了怎样把故事说得有声有色,也是老央,让白先勇燃起了最初的文学梦。一九六零年,在白先勇的倡议下,一群热爱文学的青年一起创办了杂志《现代文学》。在他的描述中,杂志的创办的初衷只是一群年轻人以文会友,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但事实上,杂志如同一副沉重的十字架,是他贸然背负起的重担,路途的崎岖颠踬,风险重重,大概只有在台湾办过文艺杂志的同路人,才能细解其中味,但白先勇总是说,“对它,我是一往情深,九死无悔的。”

兴昆曲,姹紫嫣红开遍。与当初创办文学杂志时不同,决定要排演青春版《牡丹亭》时,白先勇已不再是懵懂且不谙世事的少年,而是一个功成名就的小说家。只是时间流转,那颗炽热、真诚、执着的心却丝毫没有改变。自称“昆曲义工”的他,为了古老昆曲的传承而再次奔走,选演员、定舞美、请专家,怀着谦卑、谨慎的心,白先勇本着“尊重古典但不因循古典,利用现代但不滥用现代”的原则将传统与现代相互结合,打造出赏心悦目的文化盛宴。

评红楼,一步一步走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路上。小时候因肺病被隔离的那几年,白先勇通过听收音机初次遇见《红楼梦》。这本书一直伴随着他的成长,从十岁、二十岁、三十岁,一直读到八十岁,每十年看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在加州大学教书时,白先勇很多时候都在讲授《红楼梦》,退休后,台大请他去做讲座,也是讲《红楼梦》,这一讲就讲了一年半。白先勇曾说,“红楼梦是我的文学圣经,我写作的百科全书。” 在他的心目中,《红楼梦》是史诗式的一曲挽歌,可以说,他的人生经历和写作都与这本书交融在一起的。身为文学家的他,手持名为“情”与“美”的火把成为文学道路上的引路人,照亮前方的路,只为带领我们走进《红楼梦》的世界。

人生是虚无。年少时的颠沛流离,青年时的自我放逐与被放逐,都恍然如梦,仿佛昨日。先生耄耋之年,涉过岁月与不安,走在回家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