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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制的悲哀——读《儒林外史》

作者:林安琪发表时间:2020-08-02浏览次数:

克制的悲哀——读《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中的大喜与大悲,或以嬉笑怒骂、或以夸张荒诞、或以轻描淡写表现出克制的悲哀。克制是因为作者清醒的批判意识,悲哀则包含着作者朴素的人文关怀和洞察世情后的幻灭心境。这样的悲哀植根于社会文化和个体经历共同促成的,道德与利益、假道学与真学问、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的矛盾之中。既有经久不衰的意义,又有在当时环境下的特殊性。其中揭露的矛盾,时至今日也能警醒读者。

  1. 克制的悲哀

  2. 嬉笑怒骂之面

小说以周进撞贡院牌、范进中举发疯两个充满戏剧性的情节直接阐明“举业”的弊端。六十多岁的童生周进要和较年轻的秀才自称小友,因年老还未进学频频遭人冷嘲热讽。周进失馆后来到梦寐以求的贡院门口,竟一头撞在贡院号牌上,又哭号又吐血;范进五十四岁还在孜孜不倦地考院试,因为周学道的惺惺相惜,得以进学。中举之后竟一时痰迷心窍发了疯,让见风使舵的丈人刮了一把掌才清醒过来。在这“要死要疯”的闹剧当中,读来生动形象,但个中原因却让人“笑中带泪”。

从后面周进、范进二人一路顺利中举晋升之路看来,他们做八股文的本领还是有的。五六十岁还“举业”未成,有以下几种可能:一、明清时期,童生里流行推荐入学。这种推荐名额多被仕宦乡绅子弟垄断,出生贫寒的平民难以负担。二、不懂“揣摩”。文中高翰林调笑马二先生说:“若是不知道揣摩,就是圣人也不中的。”这种“揣摩”就需要考生针对时事,趋利避害,做应试之作。周进是靠着捐了个监生才有了参加乡试的资格,范进得到了周进的赏识才不至于落卷。他们和马二先生对“举业”都有着极深的执念,认为“八股取士”是本朝“极好的法则”。虽然不像严贡生、牛浦郎之流不择手段,但是文中也对他们的迂腐与顽固表达了讽刺,马二先生只学八股文,不知道李清照,范进错把苏轼当本朝学子,都表现了埋头做时文的危害——造成了一大批空学才疏的人。对这些“腐儒”,作者在字里行间透露出对他们的凄凉境遇的同情,但是又因对八股取士弊端的批判而显得克制。

  1. 夸张荒诞之面

历来被教科书称为中国的葛朗台的严监生并不吝啬。悭吝人的形象大多都是利己主义者,对他人吝啬。但是严监生既出钱摆平兄长的案子,又不遗余力地花钱照顾妻子,对两个舅舅也慷慨大方。而评定其吝啬的依据主要来自严监生的临终嘱托——叫妻子抽掉一根多余的灯草。

严监生一直生活在患得患失、战战兢兢之中。监生的身份地位是捐来的,勤俭持家而来的家业被人时时觊觎着。他的希望都寄托在未来,是基于对此生的无望。不肯在自己身上花钱治病,却对他人的事务尽心尽力。临终前,各路亲戚都不能猜中他的意图,只知道他家富裕可以打秋风。唯有枕边人知晓他的脾性,为他挑去多余的灯草。灯是为他自己点的,他知道自己将要离开,连灯也不愿意为自己多“浪费”一点,是怎样地看低自己才会对自己如此吝啬?严监生的孤独与苍凉就如那摇曳的灯火一样,一起泯灭于至寒人间。

财富并不能真正地提高社会地位,在森严的等级制度下,商人有了钱财之后也会捐官求个体面。透过严监生的悲哀,可以看到,在“士农工商”的大背景下,人们追求功名背后的卑微人格。既有像严监生这样的自我贬低之人,也有像匡超人那样背弃道德之任。不管是哪种,都不为作者认同。

  1. 轻描淡写之面

王玉辉是六十多岁的秀才,生平志向是编纂礼、字、乡约三部书。他拜访余大先生交流纂书心得,双方道别后,书里缓缓写道:“……王先生慢慢回家。他家离城有十五里。”轻轻一提,平铺直叙,就使人联想到一位鬓白老人踽踽前行的身影,言有尽而意无穷,辛酸之感油然而生。女儿殉节,王玉辉不仅不阻止,反而支持她,觉得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在王三姑娘去世之后,他仰天大笑出门去,说:“死得好!死得好!”按照流程办完了丧事,别人要摆席之时,这里写到:“到了此时,转觉心伤。”出走南京,“一路看着水色山光,悲悼女儿,凄凄惶惶。”见到一位少年穿白的妇人,“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出来。”

这样的几句话穿插在忙碌的走亲访友、程式化的办丧摆席之间,时不时地冒出来,仿佛跟着老人的心境一般,从冷漠到木然再到哀戚,写得真切动人。烈妇守节的礼教被不可抑制的亲情步步瓦解,礼教中违背人性的内容不动声色地呈现出来。在逐渐僵化、抑制本性的礼教之下,还有多少这样后知后觉,却来不及后悔的悲剧发生呢?这一典型的刻画,看似轻描淡写,实则笔力老道,流露出克制的悲哀之情。

文末的四位“市井奇人”作了这士林列传的收束。他们出生平民,却在琴棋书画等“杂学”上颇有造诣。琴棋书画往往指示一个人的文化修养,但是他们却说:“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自得其乐。在市井奇人这里,真才学与真人品融合为一体。但是琴棋书画毕竟属于“四艺”,为作者所乐道的“礼乐兵农”并未提及去处。而且文末最后一问:“难道自此以后,就没一个贤人君子可以入得了《儒林外史》的么?”可见,市井奇人虽然寄托了作者一部分的理想,但是并未真正实现。甚至这种如一般归隐的自在也透露出一丝无奈之感。最后荆元弹的一曲高山流水,仅有一句:“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却让人感到五味杂陈,前面所提及的人情世态,尽在不言中。

  1. 悲哀背后的困境

程晋芳的《文木先生传》中记叙吴敬梓“世望族,科第仕宦多显者”,继承父业的他“性复豪上,遇贫即施”,又“不数年而产尽矣”。对待功名,他“以博学鸿词荐,竟不赴廷试,亦自此不应乡举,而家益以贫。”吴敬梓的一生由富到贫,摒弃功名,又以功名富贵为入口洞察世态人心,因此“仿唐人小说为《儒林外史》五十卷,穷极文士情态,人争传写之。 ”在《儒林外史》的世态描摹之中,表现了以下几个矛盾。

  1. 道德与利益

文中突出表现的矛盾之一就是道德与利益的冲突。范进罔顾丁忧,在知县面前换了双素色筷子后又吃下了一个大虾丸子;荀玫为了能够赶上乡试,隐瞒丁忧之制;匡超人本来重孝,行为端正,在潘三爷的引导下,替考舞弊,停妻再娶妻;

道德与利益的矛盾在于人心取舍,这样的矛盾也不都是八股取士造成的。明清时期的商品经济得到发展,商人的地位得到重新评估。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里提到明清时期出现了“新四民论”,论述了商人地位的提升;而且,明清的科举也渐渐对商人及其子弟开放,捐官制度也为更多的人打开了道路;儒学的观念与商人的理念相互影响,科举最低一层的社会阶层流动剧烈,这些交融都意味着传统道德秩序有受到冲击的现实可能;况且,读书人在参加科举的过程当中开销很大,许多贫寒之人不能负担,治生的艰难成为这些人的沉重压力。而当上秀才、中了举之后就能够免除徭役和赋税,生活无忧;统治者将八股文作为考试主要形式,规定了内容为四书五经,实际上降低了考试难度,让许多人更是趋之若鹜。《儒林外史》中能够选择弃功名者,如杜少卿家世显赫,如庄征君、虞博士近乎天才、有贵人相助,平民百姓实在难以效仿。

但是这些客观原因,并不能合理化道德败坏的事实。“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那些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却有着良善的品质。身份卑微如戏子鲍文卿能够克己复礼,不卑不亢;匡太公对匡超人的临终嘱托是“功名是身外之物,德行是要紧的”;娄老伯替杜少卿管家,赤贫如洗。作者通过描绘这些未进学却心良善的人物表达了:无论沧浪之水清浊,也要守住一颗良心,不要沦为身外之物的奴隶。

  1. 假道学与真学问

文中还展现了时文与“文行出处”的矛盾。马二先生等人编纂了时文汇编《历科程墨持运》;权无用受一个讨账的杨老头子的刺激,从此不应考了,要做个高人;牛浦郎将牛布衣的诗作据为己有,想着靠两句诗和老爷们往来,何等荣耀。

马二的一席分析科举的话认为:“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的话,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他一生笃信本朝的“举业”,坦白地道出科举的功利性,全然不问诗赋其他,还结合八股文考试的特点编纂出教科书一般的应试宝典。这样的追求是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但也狭隘了人的精神追求。

像马二这样只想着一条道路迂腐得坦坦荡荡也无可厚非,但是文中多的是道貌岸然,附庸风雅的人。吴敬梓看来,在当时,功名与真学问是不可调和的,借迟衡山之口讲出了这一矛盾:“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就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若是两样都要讲,弄到后来,一样也做不成。”你讲学问,周围的人就“不相与”了,你谈功名,大家则互道兄台小弟。再加上文字狱的阴影,许多谈论成为禁忌。最后的学问,在一代名士、儒士消散之后,似乎只在市井奇人还能找出真学问的踪影。

  1. 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

庄征君凭才学征辟,还未正式授官就深感仕途险恶,拒绝同流合污后在元武湖静养;虞博士中了进士后,因如实填写年龄,被嫌年事已高,安于闲职;杜少卿散尽家财,拒绝举荐,不问功名,在湖边过起了自在的小日子。政治清明之时,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是可以兼容的,但是在官场虚伪功利,人与人的阿谀奉承的环境之中,修身养性都很艰难。

这种“退步”是为了保全基本的“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兼济天下是更进一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前者是修身律己,后者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后者属于理想的一部分,在小说中体现为“礼乐兵农”的理想社会,即萧云仙在青枫城里的实践:垦田地、兴水利、办祭祀、修学堂……但是这样的理想并没有得到支持,反而赔上了家产。还有一众文人大肆兴办的“泰伯祠祭礼”,最后泰伯祠也破败不堪、无人问津了。作者在极尽人情世态之后,找到的守住本心的方式就是独善其身。

这种士人与文人身份的分离一般是在朝代更迭、民族交融的乱世中被迫实现的。但是在《儒林外史》当中,明清科举盛行的时代,作者表现出的抽离功名,远离官场的态度更为主动,他不是不能仕途显达,他是不想。市井奇人之为奇,是因为他们有狂放不羁的一面。对豪强仕宦不屑,与之前的讽刺不同,他们还要上门“迎着脸大骂”。这里看出作者也不一定满足于谈笑风生的讽刺,或许想要更加自在逍遥的人生选择。

读之者无论是何人品,无不可取以自镜。”(《儒林外史序》闲斋老人)无论是道德与利益、还是真假学问,还是人生态度的选择,任其面目多变,其本来都是经久不衰的矛盾。大概是其书描摹的人情世态并不独为当时所有,而触及到了普遍的人性层面,对现在才更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