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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汉卿杂剧中的文人和女性困境

作者:林安琪发表时间:2020-02-27浏览次数:

叶嘉莹先生提过一个观点:在三纲五常的伦理下,“男女关系和君臣关系有一种相似之处。”(《词之美感特质的形成与演进》)士人追求贤明君主的赏识实现自我价值,和女性追求专一真诚的丈夫实现自我价值的模式是相似的。古代的文人与士人是一体的,在元代,科举制度停行,功名之路被阻断,士人的身份不得实现,文人的形象更加鲜明。他们得以投入市民生活,接触形形色色的女性,并从她们的形象中看到了自己的形象。在抒写多种多样的女性困境的过程中,潜意识里也写出了元代文人的普遍困境。

一、元代文人的困境

元代文人的困境主要有三种。

一种是无法实现自我价值的困境。科举是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因素。读书考取功名,寒士可以摆脱贫寒落魄的境地,鲤鱼跃龙门。官宦子弟考取功名,可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饱读四书五经的儒士们又深深地沉浸于“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之中,在文化倾向和趋求功名的传统之下,元代文人寒窗苦读。但一身的才华与抱负却因元代统治者的民族政策付之东流。他们的困境是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

在这些文人墨客中还有一种关于文化和信仰的内心困境。神州大地上有过蒙古族入侵和满族入侵的痕迹。外来民族的入侵带来了风格迥异的文化。儒家文化在元代虽能占据一席之地,但汉代以来的独尊地位渐渐丧失。道教和佛教反而在此消彼长中获得了发展。一方面文人坚守儒学,苦恼于汉文化传统的流失,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异域文化的影响,如蒙人的风俗、观念等。这些文人不知不觉成了多元文化中飘摇的一份子。

第三种困境是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传统文化中历来就有出世与入世的辩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章句上》)是历代文人向往的境界。但是元代文人大多处境困窘,有兼济天下的愿望,却无施展抱负的机会,因此他们转而投向放浪形骸的生活,流连于风花雪月之地,以雅就俗,创作出语言通俗、明快生动、贴近生活的作品。马致远曾经历过“二十年漂泊生涯”,认为自己“人间荣辱都参破”,因此成了“万花丛里马神仙”(贾仲明《凌波仙》吊词)他们或寄托于神仙妙道的虚幻之境,或向往山水自然的隐逸之趣,或在花街柳巷,诗词曲乐中及时行乐,是“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的生动体现。

二、元代女性的困境

(1)赵盼儿:娼妓从良求而不得

元初社会动荡,许多女性因人口买卖流落风尘。在风尘生活中,她们一边学习着相应的技艺,在老鸨和男子的压迫与薄情下,保护自己;一边渴求着一个良好的归宿。但是身份的低微,处境的艰难,让她们感受到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差距,大多以悲剧收场。

关汉卿的《救风尘》里展现了娼妓面临的“从良不得”的困境。故事围绕侠妓赵盼儿,从负心汉周舍处救得宋引章逃出生天,帮她寻得一个好归宿展开。赵盼儿的从良心理有三个层次:一是愿;“妓女追陪,觅钱一世,临收计,怎做的自纵千随,知重咱风流媚。”娼妓总是被人看“轻”,所以她们追求的是“知重”,希望男子能将自己放在心上,重视而不轻易变心。二是忧;“怕不便脚搭着脑勺成事早,怎知他手拍着胸脯后悔迟!”女子绕不开的便是青春年华,她们既怕容颜变老,又怕脑头一热嫁人,还来后悔。三是怨;“待嫁一个老实的,又怕尽世儿难成对;待嫁一个聪俊的,又怕半路里轻抛弃。”男子在婚姻上更大的自由让她们心生埋怨,相许却不能相守的恐惧笼罩着她们。这反映的正是一个普通良家女子的真实心理。

从人物关系上看,《救风尘》有三组矛盾。第一组是赵盼儿、宋引章与周舍;在“粉房、赌房、牢房”里混迹的周舍是典型的浪荡子的形象,这是风尘女子们理想的反面。第二组是赵盼儿和宋引章的矛盾;赵宋二人的分歧源于经历的不同,处于不同的生命阶段。比起冲突,她们更处同一战线上。宋引章有天真的痴情,赵盼儿有饱经沧桑后的谨慎, 一个正是理想的本来形态,一个是受过现实磨炼的成熟形态。可以想见,宋引章就像年轻时的赵盼儿,因此赵盼儿才会出于一种共患难的姐妹情出手相救。她们之间的联系在于一个“劝”字,劝她不要被浮华冲昏了头脑,劝她认清现实。这种“劝”其实是大多数的风尘女子内心挣扎的体现。第三组矛盾是赵宋二人与穷书生安秀实的矛盾。安秀实的形象因处处依靠赵盼儿而显得软弱。他们是风尘女子要找寻的归宿,却没有足够的能力承担责任,更加显现出风尘女子从良道路上的孤立无援。

赵盼儿的形象让我想起了《红楼梦》里的尤三姐,她们同样运用女性特有的手段嘲笑那些欲望横流的男性,她们的妩媚动人并不是浪荡,而是出于不屑与无奈。即使赵盼儿最后达到目的,也还是让人唏嘘不已,尤三姐的壮烈结局让人为之动容,但动容之后只剩叹息。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并不是某一时期的特征,无论男女老少,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2)窦娥:平民女子一叶浮萍

围绕窦娥展开的情节,表现了外部力量与个体意志的对抗。压抑个性的社会环境、三从四德的文化束缚、颠倒黑白的官僚作派,让窦娥从开始就如一叶浮萍,随波逐流,无依无靠。她先是被父亲卖掉抵债,身不由己;元初社会动荡,君臣分散,父子分离,为了生计卖掉亲骨肉更是常见。她后欲守节又遭到张驴儿父子的抢占与陷害;最后没来由地含冤屈死。窦娥的一生都在外部力量的风吹雨打中艰难自守。

窦娥在世无法求得公正,只能死后用三桩誓愿和鬼魂请愿达成了理想。“乞丐死了的时候,天上不会有彗星出现;君王们的凋殒才会上感天象。”(《裘力斯·凯撒》)历来只有君王才能上感天象,关汉卿把窦娥的地位拔高,表达了对品德高尚的女性,甚至是普通良民的同情与赞美。君王也叫天子,关汉卿也正是借窦娥之口对统治者抒发自己的愤懑,对颠倒黑白的社会现实作出强烈的批判。窦娥的不自由是元代女性的不自由,她们的个人意志被弃之如敝履,只能依靠专一的男性、良官来实现自己偶得的幸福。元代文人也有着相似的不自由,他们受困于不能实现的理想,受限于君主的意志,在政治环境中如一叶浮萍,起起落落。

(3)王瑞兰:美满婚姻依靠巧合

《拜月亭》讲述的是如崔莺莺一般的名门闺秀王瑞兰和穷秀才蒋世隆的爱情故事。两人相遇于战乱,日久生情,却因其王瑞兰其父的门第观念短暂分离,穷秀才中状元后两人团圆。其故事逃不开“私定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奉旨成婚大团圆”的程式化的模式。虽然关汉卿借王瑞兰之口呼吁出了:“愿天下心厮爱的夫妇永无分离,教俺两口儿早日团圆!”的真诚愿望,但是这种愿望的实现还是依靠了婚姻与仕途的结合才实现。唐代的《莺莺传》的张生金榜题名后另娶了名门女子或许才是现实情景。女性追求爱情虽热烈但不能自主,还是要走传统的门当户对的道路,还是要依靠男性求得功名,顺应门第才能实现愿望。而元代文人仕途渺茫,爱情求而不得的愁闷也只能依靠一个又一个的完美的巧合来排解。才子佳人的故事是现实的理想化,这样的爱情故事充满了无奈与辛酸。

三、文人笔下女性形象的局限性

元杂剧的女性形象都是在男性视角的观察下的产物,不可避免的带上当时男性的观念。窦娥值得同情,但是她也需要遵循三从四德才能感天动地,用鬼魂之身才能翻案;王瑞兰的爱情理想也是依靠男方考取状元才得以实现;赵盼儿解救同胞也只能通过色诱的方式达成目的。即使是以女性为主人公,但是男性仍在故事中发挥关键作用。

但是时代的局限几乎人人都有,相比与过去朦胧多情的女性形象,元杂剧作家笔下的女性显露出更复杂的心理、更生动的情态、更富有追求理想的人性的光辉。

时代让元代文人仕途失意,但同时也为元杂剧的发展与繁荣提供了机遇。正因为他们创造了这么多丰富生动的女性形象,让我们得以追想古人的生活状态,了解到元代女性的心理与现代的相似与差异。这些形象仿佛能跨越时代的界限,给孤独星球的人们送去一种慰问的应答,然后久久地回荡在人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