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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爱情和自由——《生死恋》读后感

作者:廖思茹发表时间:2020-02-27浏览次数:

《生死恋》的故事要从蜂窝煤的爱情讲起,从1898年到2018年,从北京胡同到美国圣何塞,从“蜂窝煤”到“洋插队”,主角苏尔葆立志出国打拼,却发现现实残酷,一边是青春年少时的恩情,一边是成年后的爱情,苏尔葆在面对爱情、亲情时却也被社会洪流所裹挟。苏尔葆在感情世界里一直很被动,单立红小时候对他一见钟情,他还没有想明白自己到底爱不爱单立红,就已经和单立红结婚生子了。经历了长达八年与情人月儿纠缠的生活后,最后苏尔葆和单立红离婚,自己净身出户,但此时月儿却已经结婚了。他错过了爱自己的单立红,也错过了自己爱的月儿。顿立茅作为苏尔葆的观察者、指引者,贯穿起整个横跨半个世纪的叙事,将中国近代以来的百年历史沧桑,纳于男女主人公之“生死恋”叙事构建中,向我们提出一个引人深思的爱情命题。

“五四”前,国人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五四”以降,自由恋爱已成现实,但自由恋爱“到底能不能带来幸福”呢?什么是爱?何谓生死?

苏尔葆生前正是处在这种肉灵冲突中,他既不愿意辜负爱他、于他有恩的立红,又爱上了声称只要和他在一起,不在乎情人身份的月儿,立茅的妻子光明曾经指责他的犹豫不决是在侮辱两个女人,他当下顿悟,之后却与月儿保持了长达八年的情人关系,最终伤害了两个女人。然而在他死后,立茅一直为他正名,就连不满的光明在听了丈夫的诉说之后也忍不住大哭“二宝真是好人啊!好人恨死人啊!”事实上,苏尔葆并不是一个可恨的人,妻子立红是一个有远见、有能干的女人,她让苏尔葆独自在外留学,之后尔葆回国办厂,她又一个人在国外支撑起有两个孩子的家,她对苏尔葆的爱情自然是坚定的、纯洁的,但也恰是她的独立、聪明、善良、自尊,让她不能明白尔葆内心想要的爱情,不能真正体谅尔葆的内心,苏尔葆对立红的感情态度更有可能是感激大于爱情;情人月儿作为柔性女子的代表,既多情又浪漫,她的出现恰恰满足了尔葆在爱情上的缺口,这也是他为什么一直放不下月儿的原因,他以为这是他的爱情。最后月儿与他恩断义绝,立红却为他保留了死后的体面,不得不令人唏嘘。

书中顿立茅的感情态度是最令我困惑的,专业老师给我的指导意见是:这就是人性中的矛盾,王蒙将矛盾呈现出来,答案是由读者自己判断的。令我颇有收获。王蒙呈现的也是这个时代同样面临着的困惑,这是一个大部分人都提倡“自由恋爱”的时代,但日渐上升的离婚率并不一定是两性平等、爱情独立的体现,我们无法忽略的是瞩目的复婚率、不婚率,和那些仍在婚姻悲剧里无法自救的人。我们同样无法忽略这样的声音:“老一辈的爱情也少不了吵吵闹闹、大打出手的时候,都这么过来了,现在的年轻人对待感情的态度太轻率!”顿立茅和光明的婚姻是圆满的,但不代表他们作为婚姻关系中的幸运儿就能弄明白婚姻和爱情的关系,他们承担的角色是思考者和阐发者。尔葆死后,立茅和光明曾有一段论争,光明先是不满:“你会越来越受不了孤独,你至少得对自己负责,对自己最爱的人负责。”而后她又说:“在男男女女的事情上,我们是怎么搞的!从五四运动我们就够启蒙、够先进的了,直到现在,也没整明白。多了几个二郎八蛋,多了几个花言巧语与假招子,多了几个精神病,现时又多了许多下流网络小说。”立茅和光明对于尔葆的态度有不满,更多的是可怜,他们感受得到苏尔葆三人在时代中的无奈和痛楚,所以才不能直接地把苏尔葆钉在耻辱架上。

每次网络暴力事件发酵之后,最常听的一句话是“当你死去,全世界忽然爱你”,既悲伤又无奈,当我们将自以为是的爱情自由凌驾于责任和道义之上,当我们把不负责任的语言暴力当作是情绪反击的合理途径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安然躲开苏尔葆的悲剧重演呢?答案不言而喻。感性经过选择和沉淀,才能成为智性的一部分,矫枉过正是过犹不及,习非成是更是可怕至极。生死、爱情、语言都可以自由,但是幸福有边界,我们能做的,或许正是光明的话:你至少得对自己负责,对自己最爱的人负责。

为什么说这篇小说可烛照时代?《人民文学》2019年第1期卷首语中对小说的解读最是恰当:“(小说)从北京胡同的院子到世界,连着革命年代、建设时期、改革开放的中国和打开了的世界中的自己,‘生’、‘爱’、‘天’,诸如此类,岁月的海面、生活的岛屿,欲求的风浪、情感的船只,波动着命运欲说还休的流转,激荡着自我无从收放的惊涛。情感和血脉、空间和时间的温软、冷硬,全都攸关生命本该有的悲喜忧欢。可是道理说出轻巧,真真切切发生在人物和他们之间的过程,在貌似轻快的语调之下,回旋着沉郁顿挫、无法释怀的人生咏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