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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歌唱“母亲”到歌唱“人民”——评《骑手为什么歌颂母亲》

作者:方馨发表时间:2020-04-29浏览次数:

1978年,这个看似平凡的年份,对于我国来说,却可谓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这一年举行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十年文革里的种种人事进行拨乱反正。于是冰封已久的文坛,也如遇春雷,随着激荡于天地间的隆隆之响,那些撕裂阴霾后重获新生的人们,其肉体与灵魂压抑许久的所凝结的伤痛,终于能够倾泻而出——对“四人帮”的控诉、向“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开火,而1978年文汇报刊登的《伤痕》更是引起文坛强烈反响,由此伤痕文学的日益勃发。这一时期的文学氛围,遂多添了许多伤痕暴露所散发的血腥气,作家们笔下的文字也泛了红,字字为血、声声是泪,对过去的动荡年代进行极为激烈的反思与控诉,“伤”、“痛”的沉重如雷雨一样浸灌了当时的许多作品。然而,也就是在这一年,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发表在《人民文学》上。这篇歌唱母亲歌唱人民的作品,如皎然绽放在晦色泥泞上的一朵小花,凛然面对着外界的狂风骤雨,也正因这篇小说,张承志由此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尽管这篇小说在当时那个情感激荡的年代仿佛有些“格格不入” ,然而正如张承志在小说集《老桥·后记》中所道:“我非但不后悔,而且将永远恪守我从第一次拿起笔就信奉的为人民的原则,这根本不是一种空洞的概念或说教,哪怕这一套被人比去讥笑吧,我也不准备放弃。”


一.

张承志的“为人民”绝非一种空洞的概念或者说教,也绝非口号式的呼喊,而是真切的融于他的魂灵之中,成为一种精神上的信念。这来自于魂灵深处的所吟咏出来的赞歌,“母亲”与“人民”,在他的笔下,醇厚而细腻,并有着沉重的史感。在《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这篇小说中,“母亲”到“人民”,其中的内涵是通过一步又一步的层层演进而升华。即从抽象化的母亲意象进入到形象化的母亲形象,又对形象化的母亲形象进行提炼与升华,于是母亲超越了曾经的母亲符号。“额吉”的身上被赋予了双重身份,一方面她是深爱孩子们的母亲,另一方面她也是吃苦耐劳的充满韧性的劳动者,是广大劳动人民的一个缩影。而小说正是对“母亲”到“人民”的一步步升华过程的娓娓阐释。

小说的题目《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可以说是一个问句,而小说内容就是对问句的解答。纵观小说我们可以发现,这个问句在层次上也层层递进,情感步步激昂,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为什么蒙古歌谣歌唱母亲”、“为什么骑手(我)歌唱母亲”、“为什么我们歌唱母亲(人民)”,通过这三个问题的回答,使小说的内涵逐步升华,最终绽放出作者的独特风采。

《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开篇便说,“我”作为从北京来到内蒙古插队的知青,“曾经好久不理解,草原上的人们为什么总是歌唱母亲。”并且引用了《乃林呼和》这首驰名乌珠穆沁草原的、歌唱母亲的古歌为例子,歌谣里的母亲形象温柔而充满慈爱,然而温柔与慈爱仿佛是“母亲”的固有印象,因此作为初入草原的年轻人,对于“母亲”这个很容易流于形式与概念的命题,“我”起初是难以深切体会的。“我”此时的这种疑惑的心情,大抵也如作者在那个把文字作为控诉心中苦痛的载体的时代里,“异军突起”又“逆行而上”,写出这篇歌颂母爱、歌颂人民,在当时大环境氛围里着实有些突兀的作品,被周遭之人所质疑与讥讽一样。于是小说由“草原上的人们为什么歌唱母亲”这个有些“大”而难以捉摸的问题细化到了“我为什么歌唱母亲”,由此迎来了小说内涵的第一次升华。

二.

为了解答“我为什么歌唱母亲”这个问题,通过“我”与额吉的相处种种事件,从浅及深,步步推进,最终使额吉这个母亲的形象变得有血有肉,充满情感的真挚。小说一开始是这样介绍额吉的,“我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我的生身母亲,住在北京;另一个是我的蒙古族母亲,我叫她“额吉””,所谓“额吉”大致等同于汉族所说的“干娘”。而“干娘”这个词,多少给人些许的疏离感,这大概就如《初刻拍案惊奇》里所说的:“妇人心性,说着买妾置婢,抵死也不肯的。就有个把被人劝化,勉强依从,到底心中只是有些嫌忌,不甘伏的。就是生下了儿子,是亲丈夫一点骨血,又本等他做‘大娘’,还是‘隔重肚皮隔重山’,不肯便认做亲儿一般。”再加上知青插队这个历史背景,“我”与“额吉”形成的母子关系更像是在大势所趋下被强行进行的“捆绑”,而少了一些纯粹之感。虽然“我”与额吉有着不少诸如“掖被窝”“补毡袜”的温情日常,但也可能只是源于草原人民的与生俱来的热情与质朴,就像小说里所说“在牧民的怀里,一块石头也会揣得滚烫。我们这些还不懂得人生的年轻人的心,揣在蒙族人民的怀里,也确实变得热起来。可是,烤热的东西,哪怕它是一颗心,也有再冷却下来的可能。”因此此时的“额吉”离真正的“母亲”仍旧有一段距离。

小说的这种写法可以说是欲扬先抑,于是接下来作者便写到:“要想得到一颗永远火热的心,还要经过特殊的磨炼。”所谓患难见真情,在面对生与死之间的考验时,方可见人之真心。通过这次磨练,便是把这种“捆绑”出来的母子关系打磨成真正的母亲与孩子之间的真情实感。这个让情感得以升华的事件是“我”在放牧之时遭遇白毛风,在暴风雪中迷失方向,命悬一线。就在这个紧要关头,额吉不顾危险前来搭救,并且把自己身上的袍子脱下来给我穿:“孩子,薄袍子总比破袍子强!一会儿顶着风赶羊回家时,你会冻死的!你这小铁木尔怎么不听话!快,快穿!快穿!”——额吉跟里的那种神情是无法拒绝的……”额吉的话是那样质朴无华,却充满着深深的关切与爱。额吉作为牧民是很清楚在这样的白毛风下,若是衣物单薄会有怎样的结果,她却能为了“我”,宁可让自己受寒受险。这种把生死置之于外的行为超越了血缘的界限,是母亲对自己的孩子才会有的行为,可以说额吉是真心实意的把“我”当做自己的孩子。由此,“我”和额吉的距离被拉近了,心连着心,额吉便是“我”真正的母亲,这也说明了“我”为什么要歌唱母亲的原因。

三.

“额吉”在白毛风中为了救我而导致了下肢瘫痪,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变故,她没有消沉,反而显现出惊人的意志力,依旧乐观面对人生,辛勤劳作着。而拥有这种勤劳与乐观的并不只是额吉一个人,“瘸马倌敖日布”、“吉格木德爷爷”等等,草原上的劳动人民们都是这样积极的面对生活,“牧人从不把伤疾看成残废,也从不过多地对不幸者讲宽心话。那场春天的暴风雪一共毁坏了我们公社七个牧人的身体, 可是这七个人都重新恢复了生活和斗争的能力。这就是我们草原土的人啊!”通过这些人物的事件,让属于额吉的母亲那一面,逐步转化为劳动人民的那一面。而“我”在“经历了更多的风雨以后,才开始体会到母亲的意义。”这个母亲的真正意义就是“人民”。班达拉钦事件就是“我”认清这一点的重要契机。班达拉钦自幼被牧主剥削,却由于名分上是牧主的养子而被打为阶级异己分子。额吉感叹起班达拉钦的不幸,继而说到蒙古人民祖祖辈辈便受此类的压迫。于是“一道电光闪过我的心头——“祖祖辈辈!真的,我们不了解蒙族人民祖祖辈辈的苦难,更不了解草原的历史啊!”受到震动的我和知青们联名上书说明原委,班达拉钦这才得以平反,回到大家身边。而小说接下来的一段文字,其情感的变化似乎有些突兀:“人民的团结、人民的利益,还有人民的命运,就象草原上冬尽春来时的鲜花广样,我们要珍惜她,保护她,让她到秋天结下累累的果实,而决不能让偷袭而来的暴风雪杷她摧残……”

额吉是祖祖辈辈被剥削的草原劳动人民的一个缩影,他们的身上闪耀着大爱的光辉,也背负着被压迫的凄苦。额吉的下肢瘫痪,以及小说中所列举的残疾的人们,是草原人民祖祖辈辈所背负的沉重苦难的隐喻。而他们在“身残”中所体现的“志坚”,这种无论何时都洋溢着无限生机的人生信念,便是张承志真正想要“歌唱”的。

而小说的最后,额吉瘫痪的下肢被远方的白发神医治好了,这个情节看上去有些超乎常理。但仔细品味后可以发现,这其实是照映时代的一面镜子:被苦难致残而又再次昂首起身恢复勃勃生机的“额吉”在镜像之中,而面对镜子的,便是那文革时期倍受苦难而在新时代光辉中终得平反,凛然挺立着的坚强不息之人民。这是对旧时代的反思和对新时代的期冀。额吉不再只是母亲,也是中国勤劳质朴、以坚韧之心面对一切苦难的广大劳动人民的形象集合体,其小说的内涵再次得到了最终的升华,正如作者在小说末尾所感慨的那样:“我想你已经找到了答案。母亲,养育我们的母亲,我们代代歌颂的永恒主题,因为养育我们的母亲,就是亲爱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