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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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窥见悲剧视角下的文化差异

作者:何玉婷发表时间:2020-04-29浏览次数:

一个民族的文化正在发展之时,唯有通过对比世界上其他文化正在经历的蜕变和沉淀才能挖掘出民族文化根基的渊源之异,进而对他们的作品产生共情。此间的起承转合、顺流绵延的文化脉搏跳动在文人们的心房中,细究作品中的文化观念,读者窥见的是一个国家的文化景象,触临的是超越距离感受到的创作灵感,奇妙的思维将历史性的散点摆布在时间的横轴上,沿古通今,凡是具有民族经典的强影响力的著作,难免拥有这样的特质。为更证实这样的创作倾向,不妨就两部16世纪的中西方悲戏剧作品,对比中西方的悲剧色彩差异,挖掘背后的渊博文化。

中国16世纪文学一部不容忽视的戏剧《感天动地窦娥冤》由元代杂剧家关汉卿创作,此后20年之内,西方一位后来享誉世界的杰出戏剧家—莎士比亚也创作了人生中第一部悲剧《哈姆莱特》,力量可谓挥师向前。鲁迅定义悲剧,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两部作品中主人公皆是走向了死亡悲剧,但之所以被定义为具有时代性悲剧的缘由还是因为作品中所窥见的文化底蕴显现出的源流,揭露了一个民族的文化根基。

艺术性的性格在必然和偶然中造就了悲剧的前提。性格决定命运,即使戏剧中也会透露出主人公若有若无的自身宿命。窦娥从小被父亲抛弃卖至蔡家当童养媳,“高利贷”充斥着人们的金钱观之时,只能贱卖女儿。窦天章也算是满腹诗书的文人才子,但做出如此惨无人道的行为也侧面体现出当时社会对无力偿还高利贷,从而做出违背人道情谊的事情的社会弊病。窦娥面对这些不公表面上强意接受,内心下挣扎的却是无法被命运击垮的自由灵魂。嫁入蔡家、早年丧夫、遭遇恶霸、蒙受冤屈、无辜惨死,窦娥拥有着古代妇女身上那般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的压抑力量,临死前悔悟这一切不过是“天地不公”的壮举,于是便从“骂天地”转向为“求天地”的无奈哀嚎。性格终究是戏剧发展矛盾冲突的源泉,假使窦娥从一开始面对命运的安排有所反抗,就不会有冤情错判的惨案,冥冥之中夹带着偶然,同时也因窦娥的性格,混上了必然的成分。即使这样忍辱负重的女性,对自己的命运有所反抗,传承了中国女性长期社会那般畏缩求全的“奉献精神”,也终究会走向毁灭。

相比于窦娥,哈姆莱特看似更有能力摧毁不公。作为丹麦合法的王位继承人,在得知父亲被兄弟手足毒杀之后,理应趁着前王的忠心大臣的势力,快速解决克劳狄斯想要统治王国并以不正手段夺取王位的混乱事件。事实上,哈姆莱特在进行复仇计划之时,并没有想过要依靠任何的外界力量来帮助自己取得最终的胜利,相反,最后导致恶势力灭亡的原因只是不凑巧的一击,看起来荒唐无理。整部作品中,无力着笔的文字鲜少提到哈姆莱特复仇的计划,恰恰透露了他一个致命的弱点—优柔寡断,性格导致的悲剧可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外部依靠,他对前王父亲哈姆莱特的统治不具信心,不知正义的力量被领导后会在适当的时机摧垮邪恶的势力,但哈姆莱特没有从这个层面取得全部力量,加诸于复仇计划,也是逊少五分胜算。二是内在信念,得知父亲魂灵告知的冤情之后,装疯卖傻的那段日子明明为他争取了谋求计划的绝技良机,性格上的滞留效应把事情极端化到爆裂的地步,导致最后在克劳狄斯鼓动雷欧提斯击杀哈姆莱特时,他竟毫无防备,仓皇之下杀克劳狄斯而后快,自己也遭受毁灭。

社会是一个染缸,只要是人类的产物都会映射出社会的各种面貌。《窦娥冤》中的悲剧环境是中国古代黑暗政治、女性地位遭歧视、阶级与命运矛盾并存的大剧场,“高利贷”的兴起是朝廷官府不顾百姓的自私专权,童养媳成为不值钱的亲情的赚钱工具,冤情错判的累累案件是官僚腐败的恶果,窦娥的命运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悲剧的连环,最终以死终结了恶性循环。主人公最终也将毁灭的原因归咎于社会的不公正待遇,三桩誓愿中就有两条是让天下人遭受的苦难,她将自己的冤情归因于社会上的每一个人,这种仇视的情绪恰恰体现了当时人民对于冤案的麻木,窦娥自身也无法扭转乾坤,是故冤案发生了,“天然感应”的悲恸力量是主人公内心狂烈的呼啸。可见心中怒气之盛,超越了女性本来的委曲求全。

《哈姆莱特》中环境是中国古代也常出现的统治者地位相争所导致的宫廷斗争,恰恰是身份与命运的合理镶嵌,让环境的地位次之于性格的作用,假若哈姆莱特是一家贫苦百姓的儿子,那最终的悲剧不显得多猛烈,环境会给悲剧一种缓冲的效应,而性格的造就是一触即发的悲剧沦陷,单一元素的力量并不比多种元素来得微小,也正是不寻常的唯一因素才是伟大悲剧之所以造就的重要原因。

悲剧的成就是必然和偶然的双向作用,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基于人理的艺术创作无法逃避的是人性上的原生状态。但文化差异导致的悲剧艺术在作者的观念上体现得天差地别,中国式的悲剧注重外界环境的压迫和不公命运的安排,主人公往往没有能力主宰自己的命运,最后只能依靠天人感应的力量寻求最后一丝希望,看起来无奈且可笑。值得关注的是,《窦娥冤》中出现“魂灵托梦”的情节是翻案的转折点,为冤情的平反创造了一个前提条件,不仅是不公命运最后的申诉,还是悲剧笼罩下的另一个延续。而西方的悲剧中,性格的塑造是悲剧色彩是否惊叹的重要因素,如果内在的人物性格打造得不够完整生动,那产生的悲剧色彩不会让观众叹为观止。环境只是作为戏剧的基本要素存在于情节当中,起到的作用远不及性格来的猛烈喟然。“魂灵”的作用只是传达真相的媒介,《哈姆莱特》中的魂灵人物不是主人公,悲剧也不在于前王哈姆莱特的惨死,因为宫廷之间的角逐暗杀早已不是能让观众产生强烈悲痛情绪的引力砖了,而之后主人公面临的选择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才是引导剧情走向悲剧的关键点。

中国传统观念中的女性地位极为被动,戏剧中国体现的歧视现象多如牛毛,例如元稹《莺莺传》、蒋防《霍小玉传》等等,女性的默默忍受变成了悲剧的另一种定义,自古以来的传统观念也深扎于文学作品中,至今看来似乎是悲剧的创作源泉。西方的男女之间体现的更多是平等的观念,女性崇拜男性的勇猛善战、机智有谋,男性也会眷恋女性的美貌和温情,平等地位下的悲剧只好归咎于自身性格的懦弱和缺陷,例如《李尔王》中的李尔,自恃自己的地位独一无二、至高无上,曲终人散之时只留他一人独自悲伤。悲剧不论怎么被定义,带有怎样的文化内涵,都是一个民族传承的结晶,没有好坏之分,体现的文化差异只是因时造就的产物。

不管是中国式的悲剧元素的杂糅,还是西方悲剧定义中的性格即是“命运”的创作基奠,都有一种人性的统一底线。在这个层面上,共情的力量使读者在阅读外国文学作品的同时多了几分包容理解,文化绚烂纷繁,衍生出的文化产物自是风格各异,要是深挖那些戏剧背后里言语的技巧和隐逸的不言意明,神论、宗教、价值观等方面将会显露出更大的不同性,这源于文化的异质。同理,一部优秀的作品所能挖掘的文化内涵是无止境的,也正如莎士比亚所说“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一个微小的细节所能囊括的或许是几百年甚至是千年的文化传承,后世的读者所能领略的是无数前人的思想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