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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俊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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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

作者:崔俊松发表时间:2020-02-23浏览次数:

倏忽之间,在他乡求学已是第三个年头,因为我从小学开始就在城里读,所以认认真真说起离乡,零零总总有十五年了,不过记忆里那片孤独的村落从不曾离我远去。

在外十多年,每遇了过节,便总念着回家,提前一天半天,父亲打通家里的固定电话,告诉奶奶:“我们回去过节。”就像个仪式。奶奶挂了电话,就开始张罗,催爷爷多割点肉,剁饺子馅儿,或买五花肉,装铜火锅。也不忘给姑姑打电话,叫姑父、哥哥们一起回来,一大家子在堂屋,围着一张年长的圆桌吃一顿,也是个仪式。

头几年,坐父亲的摩托回家,父亲母亲坐前后,我被夹在中间,冬天的摩托,我印象最深。父亲一米六五的身躯化作为我遮挡冬日风雪的城墙,北方东风凌冽,如刀割、如针扎,父亲一骑就是多年。母亲坐在车尾一手抓紧车座后杠,一手实实地环抱住我,如护崽的母鸡严严实实地把我藏在翅膀下,在这狭窄的温室里,我甜甜地睡着、酣酣地做梦。

头几年,要回到村儿里家门口,先要经过一个狭长胡同,我们都叫它牌坊胡同,胡同左右是两排房屋,房屋一座连着一座,众多房屋青砖水泥墙面连接在一起,人站在胡同里像置身于一口巨大的天井,在这样的环境里发出点声音,总能被放大好几倍,造成不绝于耳的回声。于是,胡同里摩托车的轰鸣成为归人还家的信号。每到过年过节,但凡家有游人,或是打工、或是求学,家里人总是格外注意胡同里传来的异响,总是不间断地要踱步到大门外,向胡同口眺望。每次父亲打完电话做个归家的预告,奶奶就成了众多眺望者之一,可是偏偏就是不赶巧,奶奶从没望到我们回去的三人摩托,我们也从没迎上奶奶“一眼万墙”的热切目光,当我们仨靠近家门,劳动的乐声最先入耳,接着就是奶奶忙碌的身影,或是洗洗涮涮衣物家具、或挑旱厕的粪水的浇菜地,或在门口菜园子挑一些喜人的农家菜预备我们走的时候带。

几年后,家里买了汽车,回趟家用不了十分钟,我的记忆只剩下了永远坐在驾驶座的父亲,副驾驶座的母亲,和窗外以冲刺的速度向后奔跑的绿植。家门口修筑了宽广的青石板路,我们不再经过狭小的牌坊胡同,可是奶奶依旧习惯时不时迈着碎步扶着门框、坐在门前青石凳上瞭望,渐渐地,奶奶也不等了,回屋专注地忙她永远忙不完的活计去了,我所剩的期待与奶奶四目相望的乐趣终是夭折了。

而现在,只有过年能够待在家里,高铁换乘城际大巴,抛去高昂的交通费外,时间上也要整整一天。我回家的那天,应该是我们家最盛大的仪式。我早早地通知了家里人我心心念念的美味:爸爸做的炸酱面、酸菜鱼、卤味小吃,妈妈的焖面和家常,奶奶的杂粮混搭和爷爷的铜火锅,这样食谱能排满一个星期。父亲母亲多次劝说爷爷奶奶进城过冬,无果,这一天爷爷奶奶也终于能够收拾好了村子里的平房,锁好门窗进城。这天爷爷继续重复每次节日必做的工作,割肉,装铜火锅,这天的铜火锅肉很多,吃到发腻。

乘高铁到枢纽,坐城际大巴到市区,再由父亲接回县城,是我一贯的回家线路。一路上除了兴奋再无其他情感,十多个小时的车程在眨眼间消逝。下了城际公交,一眼就能看到站在站口对街的父亲,他总是穿了深蓝色的短款羽绒服,戴了一顶小小的棒球帽,他把双手背在身后,或是揣在口袋,鼻头和脸颊冻得通红,鼻子一抽一抽的,可是没有因天寒来回踱步跳动,而是静静等着他女儿的那辆大巴进站。我有好多次出站后,站在高高的站口台阶上,注视父亲单薄的身影,我的兴奋陡然消失。乌蒙蒙的藏青色天空望来甚是高远,灰白辽阔的街道人影稀少,缥缈天地间好像只剩一片孤影,好多次我都在想,就是这瘦削的孤影扛下了一家人几十年的风雪。

我向父亲走去,缓慢、平静。

“饿了吗?”

“有点。”

“吃什么?”

“随便。”
“饸饹吧,我知道一家店,很好吃。”

六块钱,一大碗,分量大得让久在南方的我惊讶,还有大块大块的肉和满满的配菜。

“半年没吃面了。”

“怎么,南方的面不好吃?”

“不是,我减肥。”

“不胖。”

半年未见,却如天天相见,不如外人一般滔滔诉说旧情,在饭桌上寡淡的一问一答里,我知道父亲悬着的一颗心放下了,填满了,我也知道十几公里外小县城里,有三颗空落的心等着我装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