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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精神分析学的“自我”意识角度浅析《伪君子》中桃丽娜和《西厢记》中红娘的不同

作者:李金沛发表时间:2019-05-29浏览次数:

《伪君子》作为世界著名古典主义戏剧大师莫里哀的代表作品,成功地塑造了达尔丢夫这一性格鲜明的伪君子形象,并使其成为伪君子的代名词,足以见得达尔丢夫这一形象的典型性。而作为剧中奥尔恭家的仆人桃丽娜的形象也同样值得分析,因为仔细品读我们就会不由自主地联想起我国著名戏剧大家王实甫的代表作《西厢记》中红娘的形象,同样是作为剧中不起眼的配角——仆人形象的存在,即使两部剧的诞生相差了三百年之久,而且也跨越了国度,也依旧看得出两个人物不论是从性格、自身处境以及对剧情的推动作用等方面都有着超越时空的异曲同工之妙。

然而《西厢记》中红娘的机智、耿直、敢于反叛的形象自古以来深受广大读者们的喜爱与赞叹;相比之下,《伪君子》中同样勇敢、机智、能言善辩的桃丽娜的形象似乎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究其原因,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角度看我们不难发现,红娘的“自我”意识的确更显现一些,从头至尾人物形象更加立体饱满,按照英国小说家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的分类, 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分为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因此红娘属于圆形人物;桃丽娜则更加偏向于“超我”意识,角色更富有理想化、类型化色彩,性格从一而终没变化,因此属于偏平人物。以下从社会背景、人物的地位处境及剧作家的创作三个方面来分析其存在差异的原因。

根据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自我”是自己意识的存在和觉醒,以合理的方式来满足“本我”的要求,是人格的执行者。《西厢记》中,在红娘所处的封建等级制度森严的大背景下,丫鬟毫无“人格”可言,主人一旦嫁人,丫鬟将何去何从?正是由于自古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媵妾”文化现象的存在,即有些婢女会被当成嫁妆同主人一同嫁给男方为“妾”,使得红娘尽力促成崔张二人喜事的动机有了合理的解释。从红娘在一本三折中所说的“姐姐不祝这一炷香,我替姐姐祝告:愿姐姐早日寻一个姐夫,拖带红娘咱!”可看出她在为自己主人谋幸福的同时也是努力地为自己谋出路。另一方面,红娘对张生的态度的也是逐渐变化的。从起初见张生时:“谁问你来?”的不友好态度,到对他愤怒的责备:男女授受不亲,礼也;今后问的问,不得问的休胡说。再到:“我想咱们一家, 若非张生, 怎存俺一家儿姓名也。”的感激之情,直至后来顶着可能挨打的风险,勇敢地跟老夫人理论,并说服老妇人将崔莺莺嫁给张生。这一系列态度的转变展现了一个有主见、有判断力和存在感的生动形象,足以见得红娘耿直、明理又机智灵活的性格特点。

总之,红娘这样利他又利己的行为是“以合理的方式来满足本我的要求”,对眼前发生的事物又有主见、有行动。可见其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有血有肉有灵魂,在那个时代作为丫鬟的红娘具有这样的品性,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而《伪君子》中的仆人桃丽娜处于十七世纪法波旁王朝统治时期,教会势力的虚伪、贪婪本性愈发恶劣,但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时期,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逐渐壮大,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她反抗意识自然而然也愈发强烈。剧中的桃丽娜不畏权贵、正义勇敢、能言善辩,无论是对以奥尔恭为首的封建家长制的反叛,还是对以达尔丢夫为代表的对教会人士虚伪、贪婪行为一针见血的无情揭露,都是不计后果式的反抗。如桃丽娜在反对奥尔恭把女儿许配给达丢夫时, 言辞非常激烈, 甚至以教训主人的口吻说:“老爷?一副懂事的模样, 脸当中还长着这把大胡子, 您会那样糊涂?”能说出这样令人惊叹的话语的桃丽娜,其过人的勇气和正义之感不得不让人赞叹。说明这个人物形象是作者按照人“该有的样子”来设置的,由于当时正处于黑暗时期的社会急需一股坚定又充满正义的力量来勇敢对抗教会势力,挑战不合理的封建家长制度,因此桃丽娜这个“无公害”的仆人身份就被利用起来以达到反抗目的,也使得这一角色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和责任感。

而她过于完美的“社会性”性格也是导致其缺少“自我”意识的原因,相比于红娘强烈的“自我”意识型人格,桃丽娜则更靠近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提出的“超我”人格。即人类心理功能的道德分支,其位于人格结构的最高层,是道德化的自我,由社会规范、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内化而来,其形成是社会化的结果。因此可以说桃丽娜是个类型化、理想化,是站在人类道德制高点的“完美”形象,一定程度上缺乏生动性。

从剧作家创作角度出发对比桃丽娜和红娘两个人物形象,我们会发现,桃丽娜的形象是作家在严格的古典主义创作手法下拿捏的;而红娘形象的塑造就没有那么多限制,剧作家的发挥空间更广,创作手法更灵活自由。莫里哀所处的波旁王朝时期,正是古典主义戏剧创作手法被极度推行的时期,剧作家在这一创作规范的要求下,剧情的时间跨度不能太大,发生地点要集中,线索单纯,因此人物性格的刻画不宜花过多手笔,主要人物的主要性格虽然鲜明典型,但从总体上看一般都从一而终处于静止状态,没有太大发展。作为莫里哀笔下的仆人形象也因为是次要人物的原因,桃丽娜就以“单一”的性格存在,“自我”的个性意识自然而然会被忽略不计,显得偏平不接地气。但其强烈的反抗权贵的勇敢一面,足以深化剧作反对宗教的虚伪和封建家长制不合理的主题,推动了剧情的发展。王实甫生活的元朝,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将人分成四个等级,汉族人和南人处于第三和第四等级,尤其是作为汉人儒士的王实甫更是受到歧视,身份低贱卑微,但由于长期处于社会底层,深知平民百姓生活的苦楚,加上文人自身还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强烈的反叛精神是他们这批文人共同有特征。因此,红娘这一形象带有一定作者的自传色彩,她身份虽然卑微低贱,但明白事理有主见,拥有一定的反叛精神却又无可奈何,依旧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只能尽力而为。这也说明了为何红娘这个丫鬟历来被人称道,其强烈的“自我”意识实则是作者自己的化身,使得角色具有了超越时空的意义和价值。

总之,不论是法国的仆人桃丽娜,还是中国的丫鬟红娘,在她们身上所体现的反叛和觉醒意识仿佛是黑暗时期的一束光,给当时的社会发展带来了一线希望。莫里哀和王实甫这两位大剧作家竟有着跨越时空的默契,都为剧坛塑造了不起眼但精彩的“下人”形象,为整个世界戏剧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