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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纯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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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静静的顿河》的悲剧性特征

作者:何纯洁发表时间:2019-05-29浏览次数:

《静静的顿河》以一战到1922年苏联国内战争为背景,描写五百万哥萨克在两次革命和战争中的动荡生活,反映了顿河地区的风土人情及重大历史事件,是一部伟大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肖洛霍夫通过故事脉络的编织与人物性格的刻画,把一个波澜壮阔、复杂多变的时代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风物既殊,人情复异,正如鲁迅所说,华斯珂普的“充满着原始力的新文学”在《静静的顿河》已灼然可以窥见。

肖洛霍夫在创作中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介绍顿河哥萨克的悲剧性历史,侧重反思战争与革命,客观又不失深情地从不同角度记录美好生活的坍塌。“在审美趣味的取向上,肖洛霍夫具有悲剧意识也偏爱悲剧表现形式”,他的写作动机在于探索陷入当年事变强大漩涡中的个别人的悲剧命运,对个別的非英雄人物如葛利高里身上正直的力量进行悲剧探索。本文将从葛利高里的爱情与军旅生活进行悲剧性探究,分析作品的悲剧性特征及肇因。


一、人生悲剧性剖析

小说扉页的哥萨克古歌为故事确定了基调:“静静的顿河,我们的父亲,顿河啊,你为什么这么浑浊”,雄浑残酷是文章的主题,它的苍凉几乎渗透到小说的每一个细节,暗示了人物命运充满了灾难和不幸。往昔美好生活如顿河的水一去兮不复还,从而衬托动荡社会中许多无辜者的死亡和美好事物的毀灭,也为葛利高里的人生悲剧写下注脚。沿着葛利高里爱情与军旅生活的双线结构,可从两个层面对人生悲剧进行分析。

(一)爱情悲剧

娜塔莉亚身上是静穆的阿波罗精神,阿克西妮亚则代表着狂躁的狄奥尼索斯精神,一个似水温柔,一个如火热烈,现实生活挑战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观念,在水火不容的冲突里,葛利高里得到了这两个女主人公真挚的爱,但她们一个因他对婚姻和家庭的背叛而死,一个因战争而死。

他与娜塔莉亚的婚姻,是一个沉重的悲剧。因为性格不合,他抱怨娜塔莉娅简直像个陌生人,就像一个没有温度的月亮一样。他们爱情冲突是内在的,不见波澜却足以致命。娜塔莉亚痛恨丈夫的不忠,在痛苦和耻辱中挥镰自杀,落下歪脖的残疾。最后她心灰意冷,私自堕胎,离开了她所留恋的人间。葛利高里追求纯洁的爱情,却导致无辜的娜塔莉亚凄惨凋零,自己也陷入深深的自责与悲伤之中。

他的情人阿克西妮娅是邻家的已婚女人,他们一见钟情,干柴烈火,不在意世人的眼光,跟随内心最原始的爱欲,勇于抗争也敢于反抗,是哥萨克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阿克西妮娅少女时被父亲强暴,也因此被丈夫暴打虐待,葛利高里的出现就像照进她黑暗情感世界的一束光,她决定一定要好好攥住,时刻听从他的召唤,于是就有了他们的三次私奔。在第三次私奔时,阿克西妮娅不幸中枪身亡,葛利高里的精神支柱也轰然倒塌,从此日渐颓废。

(二)战争悲剧

《静静的顿河》里最大的悲剧是战争悲剧,虚幻的胜利和所谓的荣耀掩盖不住战争的残酷,肖洛霍夫也不屑去赞美牺牲。战争沉重打击了顿河草原的哥萨克:“战争的第三个年头,村子里的惨相全露出来了。那些没有剩下哥萨克人家的板棚都是空荡荡敞着,破败的院落日益荒芜,变得令人目不忍睹。”

战争悲剧一方面体现在肖洛霍夫对死亡场面冷静客观的描写,他正视且细致刻画惨不忍睹的死亡场面和死者细节。葛利高里的父亲潘苔莱病死在行军途中,肖洛霍夫从葛利高里的角度描写了他的遗体:“潘苔莱苍白干瘪的腮帮子上长满了灰色的硬毛,胡子垂在瘪进去的嘴上,眼睛半闭着,蓝法郎似的白眼珠已经失去了生气和光泽……”描写路边被打死的女人:“在这死亡已经抹上一层橙黄色惨淡阴影的脸濒上成群的蚂蚁在奔忙。”如此描写死亡,客观上揭露了战争给人类带来痛苦和恐惧的残酷性本质。

另一方面体现在肖洛霍夫对死亡顺序的安排。他在叙述中只指当前或过去,并未延展到将来,也体现了战时社会并无未来可勾勒。他安排葛利高里身边的人接续死去,而且并非一笔带过,或详写死前情态或着墨于死后状态,达触目惊心之效。如阿克西妮娅中弹时,看到她嘴中流血,喉咙里咕噜咕噜直响:“葛利高里吓坏了,他知道一切都完了,他一生中最怕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因此在埋葬阿克西尼娅之后,他抬起头,看见头顶上是“黑沉沉的天空”和“一轮闪着黑色光芒的太阳”。他回到家里,女儿得病死了,小说最后一句是“这就是他生活中剩下的一切,这就是暂时还使他和大地,和整个这个在太阳的寒光照耀下,光辉和灿烂的大千世界相联系的一切”,给读者留下千帆过尽后白茫茫一片的无限苍凉,没有任何希望残留。

二、外部社会环境

葛利高里的悲剧命运很大程度上受革命与反革命、叛乱与平叛、征粮与反征粮多重矛盾冲突交织下的社会环境影响。《静静的顿河》艺术再现了1918年顿河哥萨克暴动的社会和历史的诸多原因,党的顿河地区地方革命委员会执行“清算和斗争哥萨克”偏激的错误政策。结合肖洛霍夫的经历,我们可以得知他的一生历经磨难,闯过无数生死险关,几乎伴随着20世纪苏联的重大历史事件度过。他在早期的《顿河故事》描写了诸多残酷激烈的阶级斗争场景,作品中的一系列艺术形象都不同程度地映射着作家的人生经历,也展现了时代背景下的社会境况。

肖洛霍夫以翻滚如潮的历史事件作为小说的情节基础,围绕着葛利高里的命运及其一家在动荡年代的巨大变迁,展开几个家庭的兴衰沉浮与众多人物的生活际遇,同时和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错综紧密地交织在一起,透过人物的命运展示历史的进程。葛利高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国内战争的社会背景下,在哥萨克人视为天职的军人生涯中,不断试图寻找正确的道路,参加红军两次,投身反革命叛乱三次,却一次次陷入迷惘与苦闷。

教科书称之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马克·斯洛宁称之为“心理现实主义”,不同于马斯特卡雅剧院版《静静的顿河》对家庭与人物之间的关系的侧重描写,文本本身更关注社会现实境况下各种人物的复杂心理。葛利高里并不绝对反对或支持哪方力量,卷入战争也并非主动选择的结果,他对普罗霍尔说:“在白军中……我是个异己分子…他们不相信我!后来在红军里面也是这样。”他对战争有怀疑,会厌倦,想逃离。他对米哈伊尔说:“我这辈子仗已经打得够多啦,精神上非常痛苦…叫这些玩意儿统统见鬼去吧!我想跟孩子们一起儿生活,干干庄稼活儿,这就是我的全部希望。”毋庸置疑,肖洛霍夫在刻画葛利高里时采用了“中间原则”,即将叙事的焦点集中在生活和人物的复杂性,致力于真实地写出生活本身固有的交叉和缠绕的相对性和中间性。葛利高里是战争的参与者,却也是受害者,他更像一个局外人,却摆脱不了时代的洪流,被裹挟其中,这也是整个哥萨克民族在战争年代和政治斗争中的尴尬处境和悲剧命运。

三、内在摇摆性与哥萨克特征

葛利高里性格的摇摆性无疑也是致使其悲剧命运的重要原因,埋下了悲剧命运的隐论。他在爱情生活中三次投入情人怀抱、两次回到妻子身边,在政治生活中两次投入红军、三次投入白军。他渴望真爱,却又顺从父亲的安排,接受了自己并不喜欢的娜塔莉娅。他抵触战争和杀戮,但他最后还是参与其中,他“从心眼里不能跟这个荒谬的时代妥协,但又忠实地维护着哥萨克的光荣。”他也有人道主义的一面,如在他刚入伍时曾因为试图解救一个被强暴的少女遭到众人殴打,第一次上战场时因为杀了一个奥地利军官而不安,还与残杀俘虏的“锅圏儿”发生激烈冲突,甚至在战场上搭救在背后放冷枪的情敌司捷潘。

葛利高里个人的不幸亦是整个民族的悲剧,是边缘性族群融入国家共同体进程中所付出的代价。他的性格摇摆性与其对哥萨克的身份认同有关,哥萨克族群身份成为葛利高里乃至民族命运悲剧的深层原因,所谓“哥萨克”,多为从封建贵族处逃出后集结于俄国南部的各色人群,具有共同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和文化属性。他们热爱劳动,勤劳善良,崇尚自由,被称为“勇敢和坚强的人民”,把自由生活在顿河大草原看做终极目标。天生的叛逆性使他们多次起义,沙皇的愚民政策使他们远离文明,一次次沦为战争的工具。他们眷恋土地,勤奋劳作,但是又禁不住战场血腥的刺激、生死的挑战和荣耀的召唤。在多重力量相互对峙之下,依靠本能表现剽悍的哥萨克往往在动荡时代显得被动和无力。哥萨克形成了独特的双重伦理身份,由此产生伦理身份悖论,导致了命运悲剧。先天异质性的哥萨克身份导致他不被红军和自军认同,而哥萨克也不愿被国家中心力量所同化,于是多次农民起义多发源于顿河流域,数以万计的哥萨克人因战争而死,他们既是无辜的,又是可悲的。

葛利高里中农出身的阶层身份相对于利斯特尼茨基的地主身份和科舍沃伊的底层身份,更容易在政治信条间逡巡不定,他内心对打仗的厌倦与对战争性质的质疑和哥萨克对战争和荣誉的本能追求两相纠结,加剧了他的动摇:“身后的过去的一切是一本糊涂账,互相矛盾。想找出一条正确的道路是非常困难的;好像是走在沼泽中的小路上,脚底下的土地在摇晃,路也在消失,而且是不是应该走这条路也亳无信心。”这种摇摆性客观地反映了斗争哥萨克的政策和欺压中农哥萨克的错误,深刻揭示了几次暴动的原因。


综上,葛利高里的命运悲剧可以理解为外在环境和内在性格所致,一方面连年战争下的社会环境给葛利高里带来悲剧性经历;另一方面他自身的摇摆性性格也难辞其咎。在上述两个原因的基础上,从哥萨克民族身份解析其悲剧命运,亦有合理之处,引发读者对于时代背景的关注和对作者创作动机的关照。《静静的顿河》是一部伟大的悲剧编年史,一幅展现顿河地区哥萨克社会沧桑巨变和动荡人生的历史画卷。俄国学者勃里吉科夫认为,《静静的顿河》最可贵的东西,就是这部现代文学杰作的悲剧性,把握其悲剧色彩有助于更好地赏析肖洛霍夫创作的反战倾向与既冷静又抒情的描写,对了解特定历史年代和社会环境中哥萨克民族的复杂性也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