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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石小说主题内容探究

作者:唐婷婷发表时间:2019-09-10浏览次数: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作家中,特别是在左翼作家中,柔石是独具个人特色而且是重要的作家之一。他将笔触指向统治者的虐杀和暴政,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底层的劳动人民,尤其是苦难深重的妇女身上,申诉他们的悲苦与不幸,对知识分子精神上的追求、迷茫、挣扎和痛苦的剖析,以及忧国忧民家国情怀的表现,均具有相当的深度,同时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而且与同时代的其他左翼青年作家描写的狂热的“英雄主义的革命的浪漫蒂克”,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的作品相比,柔石深刻的主题意蕴、厚重的艺术格调、从容的笔致,显得独具一格,别有风采。本文对柔石小说的主题内容做进一步探究。


一、 对封建制度的批判和对旧中国的底层农民尤其是妇女所遭受的苦难给予深刻的同情

“五四”以来,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不断深入,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在中国知识界掀起了思想变革的浪潮。从伟大的文化旗手鲁迅对俄国、北欧普罗文学的大力推广,到各个文学流派或者文学社团崭新的文学主张,在旧中国陈陈相因的意识形态下出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活力。其中就有对统治阶级剥削压迫农民的描述、对黑暗社会的批判,还有对封建传统道德、伦理和文化吃人真相的揭示,作家怀着满腔的激愤,描写了那个苦难深重、民不聊生的时代,抒发了对弱者的深刻同情。

柔石的著名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描写了浙东一带的“典妻”风俗,发掘了其中蕴含的文化性及人性的悲剧意蕴。小说的主人公春宝娘是一个勤劳善良的农村妇女,她的丈夫皮匠却是一个好吃懒做又性格凶残的人,因为嗜赌成性而致欠下赌债,将自己的妻子“典”——实际上是卖给一个地主,春宝娘不得不忍着悲痛和自己年幼的孩子离别。到了地主家,白天受尽“大娘”的刁难、辱骂和欺诈,做牛做马,被当作下人,晚上还要充当地主泄欲和生育的工具。她为地主生了一个孩子,取名秋宝。她的任务完成后就遭到地主家无情地碾压,再次重演与孩子生离死别的悲剧。

鲁迅先生说,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一个“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或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春宝娘在家里是丈夫的奴隶,在秀才家里蒙受秀才和“大娘”的压迫、欺辱,仍然是个奴隶,承受着父权和阶级的双重压迫。更为不幸的是,做奴隶的同时,还要承担一个母亲的角色,为此她要忍受更多的煎熬和痛苦。在自己家,她是春宝的娘,可是却不得不与他生离死别;在地主家,她是秋宝的娘,可是她不得不再次与秋宝诀别。作为一个母亲,人类最神圣的母爱的权力被无情地剥夺,忍受着与骨肉分别心灵被撕裂的剧痛。春宝娘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是奴隶,其一生都是在双重的压迫里度过。她的悲剧不是她一个人的,而是旧社会广大农村妇女整体命运的缩影,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愚昧、畸形和黑暗。正如著名文学史家唐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评论说:“小说写作的年代,中国的农村斗争已风起云涌,作品虽然没有直接反映这些斗争,但它所接触和描绘了农村中苦难深重的一隅,具有强烈的控诉意义。”柔石在创作《为奴隶的母亲》时,曾在日记里写道:“决心用文学放映人生,同情被损害和侮辱者。”对弱者的满腔同情和悲悯,弥漫在小说的字里行间,体现了作者深广的人道主义关怀。

柔石通过“春宝娘”这个典型人物的塑造和故事情节的演绎,思考和探究了造成底层农民特别是农村妇女的悲剧的原因。“典妻”始于汉代,多少个世纪过去了,却仍旧顽固地存在着,反映了封建社会和封建思想的超稳定结构。柔石的批判不仅具有强烈的现实价值,同时也具有了深远的历史意义。柔石早期作品《旧时代之死》中朱胜瑀的未婚妻因为不能忍受对方的冷遇而自杀身亡,朱胜瑀知道后懊悔不已,认为是自己杀死了未婚妻,也自杀了,封建社会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害死了两个年轻人。作者强烈控诉了封建伦理道德对生命尊严的践踏,揭示了封建制度吃人的本质。《二月》中的文嫂的丈夫未来民族和国家的未来壮烈牺牲,留下一双儿女和孤苦无依的妻子,文嫂失去了依靠的肩膀,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文嫂的悲剧是那个时代和社会,主人公萧涧秋试图改变她的命运,最后也挽回不了。柔石短篇小说《刽子手的故事》,作者在很短的篇幅里,通过人物的言行和外貌描写,“黑胖秃头”、“裸着上身”、“高声地说”、“变红的眼睛”,极富表现力的寥寥数语,生动形象刻画了一个傲慢、可憎、恶俗的刽子手。当“黄瘦的人”问刽子手杀人的感受,刽子手回答说:“和猪羊差不多的。”于是“黄瘦的人”慢慢地说:“当杀人是件游戏,世界没法变善了!”,此为全文之“文眼”,彰显了主题思想,令人深思。在刽子手眼里,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如同猪羊,任人宰割,作者揭示了不把人当人、随意杀人就是那个时代的本质。


二、 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关注和探索

在柔石的小说里面,他最擅长也最精彩的是那些描写知识分子的部分。五四退潮后的中国,新旧势力此消彼长,军阀混战,社会动荡,各种观念、思潮不断涌现,在这个缺乏统一的价值观的时代,人们陷入了迷茫之中,随之追寻、探索、失望,知识分子这个特殊的群体也在慢慢分化。

作于19291月的《二月》是柔石知识分子题材作品中的佼佼者,鲁迅曾为之写《小引》,推崇作者以“工妙的技术”塑造了“近代青年中这样的一种典型”。小说主人公是一个至今仍散发着艺术魅力的人物形象,他富有理想,追求真理,关注人生,同情弱者,洁身自好,不肯同流合污,是一个有抱负、有正义感、家国情怀的青年知识分子。他去芙蓉镇的路上,偶遇了革命烈士李先生的遗孤文嫂一家,怀着对革命者的敬仰和尊重,还有对弱者的同情,他决定帮助文嫂一家。他以李先生的友人的身份去探望文嫂一家,商定照顾并资助文嫂女儿采莲上学读书。不久,他就遭到了流言蜚语的攻击,使自己和文嫂陷入尴尬的境地。朋友的妹妹陶岚是唯一支持和理解他的人,两个人产生了深深的恋情。为了更好照顾文嫂,他决定牺牲了自己的爱情,而文嫂却遭受不了身心的压力,也为了成全萧涧秋的爱情,在幼儿病亡后上吊自尽了。当陶岚大胆追求萧涧秋时,他又以奉行“独身主义”为由拒绝了她,并决定悄悄离开芙蓉镇,借口到女佛山观光后去了上海。对残酷现实的逃避,不但是萧涧秋的选择,也是那个特定年代精神上处于彷徨状态知识分子的共同宿命。

《旧时代之死》中的朱胜瑀,其思想虽然没有萧涧秋那般复杂和纠结,但内心同样孤独苦闷。他勤奋好学、富有良知,却不知道正确的人生之路在哪里,他不知道往哪里去了,“他迷惑了”。迷惑,是他的精神常态。虽然母亲、弟弟、朋友们爱他,给了这冷冰冰的世界上难得的暖人真情。但朱胜瑀是“这样的激烈,奔放,又有过分的感性的人”,“在被压迫于现代的精神和物质的两重痛苦之下”,亲吻了已死的未婚妻,随后自杀身亡。朱胜瑀的悲剧,也是他们那个时代的悲剧。

《二月》中的李先生是个背景人物,他是那个时代的先行者,充满了革命理想和革命激情,将个人的生命置于不顾,为了革命冲锋陷阵,视死如归,勇敢无畏,在惠州之战中壮烈牺牲。李先生是革命的先驱,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怀,代表了当时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义无反顾向前走的知识分子,其中蕴含了柔石作为爱国志士的壮志豪情。还有小说《别》里的主人公男青年和妻子告别,两人情感深厚,相濡以沫,一旦分离,难舍难分,千言万语的心里话都体现在彼此的无限关切和牵肠挂肚的殷殷嘱托之中。男子离开了温柔而情真意切的妻子后,经过短暂的心理调整,已变得不再儿女情长而坚定勇敢了,因为“事业在前面,我是社会的青年,别,算得上什么一回事”!个人的情感已为伟大事业的呼唤所代替,反映出革命者为了理想和事业是勇于牺牲一切的。对于这些站在时代前列,代表着民族觉醒和方向的艺术形象,作者是满怀崇敬之情。

对于知识分子的蜕变者或者革命的对立面,柔石的作品很少表现,就是几个面目可憎或者可厌的形象,也还有可怜或可悯之处。《为奴隶的母亲》中的地主秀才,他虽然把春宝娘当做泄欲和生育的工具,但他的人性并没有泯灭,在“大娘”处处刁难春宝娘的时候,在暗中帮助过春宝娘,有时也有温情的时候。但他骨子里还是虚伪寡情的,性格软弱,长期受到老婆的压制,不敢反抗。还有《三姊妹》的自私的主人公章先生,虽然始乱终弃,导致了两个女性的悲剧,但良心未泯的开始忏悔,他想要利用自己的能量,把自己的占有过的两个女人从人间地狱的处境里“拯救”出来。柔石爱憎分明,但很少走极端,且笔端常现温情,体现了深厚的人文情结。


总之,柔石的小说充满了人文主义关怀思想,柔石是清醒的,对悲剧的制造者——黑暗而顽固的社会,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同时对受苦受难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底层人物特别是农村妇女的同情,和对同样受苦受难特别是在精神上备受煎熬的青年知识分子命运的关注和探索。在那个如磐般黑暗的时代,柔石这种高尚的人道主义之光,像闪电一样划过夜空,点燃希望的火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