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光临湖南师范大学 - 青年文学网 | 返回翔网

评论文

当前位置: 首页 > 评论文 > 正文

评论文 /

殊途同归——论《边城》与《铁木前传》主题的相似性

作者:唐予洁发表时间:2019-04-30浏览次数:

《边城》和《铁木前传》分别是沈从文和孙犁的中篇小说代表作。尽管这两部问世时间相隔20余年的作品在时代背景和叙事侧重点上不统一,但是从叙事艺术、作者的人物审美观念以及历史态度上看,两部作品都展现了作者对于现代人生存状态的关注以及人道主义的探索。笔者从两部作品的叙事风格、主要女性形象和另类人物情感三个角度出发,结合创作的时代背景、作者气质以及文学传统挖掘两部小说中的主题相似性。


一、诗意叙事风格:关注不同的生存态度

《边城》讲述了一个少女翠翠的一段凄美爱情故事,书中歌颂了边城人们纯美的人性,构建了一个宛若世外桃源的湘西世界。作者利用白描、象征等手法来铺陈故事情节,展示了丰富的自然意象群,诸如薄云、雷雨、流水、虎耳草、竹雀等,使故事流露出单纯的诗意美感。书中的水、船、黄昏等意象浑然一体,总体气质一致,给予读者色彩、声音等个别感性属性的审美体验。同时巧妙地将自然意象群关联着某个特殊的故事情节,以意象带动情节发展,将人带到更加广阔的心理活动空间,从而引发情感共鸣。从小说中的“黄昏”意象窥探一番。“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黄昏意象自古就承载着浅淡的忧愁和孤寂,全文一共运用了七次,其中三次暗含翠翠的心理状态,两次描写爷孙两人的相处。黄昏的出现会使读者产生时间流逝、生命苍凉等浅层意识,意象下的伏笔也引导读者思考翠翠的爱情结局和爷爷的生命归宿是什么。沈从文借助湘西特有自然意象的定向意义,辅以空灵自然的笔触,一方面营造了一个宁静古朴的乡土世界,另一方面启迪读者在一草一木的生命律动中进一步思考故事中生命形式的合理性。

而在小说《铁木前传》中,孙犁不仅用洗练的笔调展示了截取了具有北方地域色彩的黄沙、芦苇塘、微风等物象,同时也在这些具有乡土味道浓郁的名词中镶嵌了麦秸垛、坟堆、柳杆子地等农村日常生活的词组,从而构建了小说清新、优美、诗化的审美气质。《铁木前传》意境营造的篇幅不及《边城》多,意象的选择和语言的描述也似乎不事雕琢。但是作者善于把简洁的自然景物和社会生活场面融入到生活情志之中,使得意象和人事民俗相统一,作者的人生思考也融入其中。如小说第十六节中,枣树下一群叽叽喳喳的鸟儿,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风各自飞散了,九儿又飘忽地联想起河水里原本聚在水草旁的鱼儿,在夏天河水涨满时也不知道要各自游到哪里去了。鸟儿和鱼儿象征着六儿和九儿为代表的两类青年人,在农村革命的浪潮下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生命走向。写实和幻想中的两个常见意象都表现出九儿回顾童年友情时的忧伤和失落,也暗含作者对于两种道路的思考。

以上是从意象着手浅究两部作评叙事风格的一隅,小说在对话语言的精炼简洁、叙事结构的散化上也有着一定的相似风格。两部小说共同呈现的自然恬适、返璞归真的审美倾向,是沈、孙二人缓解剧烈矛盾并试图营造振作之路的一种艺术手段。这一类叙事模式不同于鲁迅所代表的写实乡土叙事传统,是一种打破了诗歌、散文、小说的界限的诗意抒情叙事。其由沈从文首创,废名等作家继承,一直影响到了当代作家中阿来等人的小说创作。采用诗意叙事模式的模式,使小说淡化了现实表达,传递出作家更多的隐晦的主观情感,同时启迪读者进一步挖掘作品思想。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两位作家对于自然美、和谐美的追求。

二、复杂女性形象:生命形式的探索之路

《边城》中的女主人公翠翠是湘西人民纯美人性的全部体现自然山水给予的翠翠明眸麦肤,也赋予了翠翠善良质朴的人性。但是在笔者看来,作者对于翠翠的情感态度也具有复杂性,这种情感集中体现在作品前部分中人物自主意识的缺陷上。文中多次提到了翠翠对于祖父的强烈感情需求。看到日暮却依旧不见爷爷归来的身影,翠翠在焦急中忽然起了一个怕人的想头,“假若爷爷死了?”这一种无意识的猜想,在爷爷拉渡船久久没有理会到翠翠的呼唤,翠翠便胡思乱想着,最后竟然大呼“爷爷,为什么不上来?我要你!”翠翠对于祖父的强烈依赖,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意念寄托。祖父不仅仅是翠翠对于家和亲情的依靠,也的翠翠心中纯粹自然人际情感的信仰紧密相关。书末,得知爷爷去世的真相后,翠翠哭了整整一个晚上,最后选择留在重修的白塔下继续为人渡船,笔者认为这一定也标志着她个人意识的成长。小说创作前期,沈从文的自我意识都处在“都市”和“乡下”的痛苦境况之中,一方面他清晰认识到以城市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看似秩序井然,实际不是出自对于道德的崇敬而是建立在个人利益上。而另一方面,现实中沈从文却仍然是“现实人”的身份,他不得不在都市中从事着教学、编刊等工作。思想上的矛盾和苦闷情绪在翠翠这一人物形象上表现得最为集中,自然的生命形式似乎无法逃离被现代理性文明浸染的命运,这时人物便开始具备变化性和复杂性。

九儿和翠翠都是文学史上难得的淳朴女子形象,两人外在形象和个性特点上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九儿终年跟随铁匠父亲劳作,也是一个皮肤黝黑、眉眼飞动的少女形象。童年时淳朴善良的九儿,长大后将青春热血挥洒给了农村集体运动。她积极地想要改造游手好闲、不思进取的童年伙伴,而面对六儿自由洒脱的个性生活方式和天生丽质、热情奔放的小满儿,九儿生出了一种对于童年希望的怅惘,潜意识中存在着对于这种自由生命状态的期羡。孙犁在进入城市之后隐约感受到了

作品中人物的情感往往是作家内心的真实写照,探究沈从文与孙犁的人生经历可以看出。沈从文和孙犁分别在翠翠和九儿身上表现了自己对于生命意识形态之路的探索,一条是自然状态下的人如何成长对抗生死和世俗的独立人性,一条是集体运动下的民众如何追求人性的自由,沈从文和孙犁都没有就这两条道路给出明确的答案,只是外化出两个典型且敏感的女性形象来启迪读者思考。

三、另类人物视角:“多余人”的时代之音

《边城》中展示了许多与世俗意义相违背的特殊生命形式。在沈从文笔下,翠翠母亲和屯防军人之间的爱情是美好的悲剧;兄弟两人在爱情面前不是勾心斗角而是选择轮流 “走马路”的公平抉择;顺顺和爷爷之间的友谊没有随阶级而变味;就连底层的妓女、水手之间也有超越肉体的纯洁感情……这些小人物代表的都是湘西那个闭塞小城中的普遍生命形式,在世俗社会看来都是奇异古怪的。长时间以来,文学界都偏向于反对沈从文在书中呈现的湘西社会形态是一种“向后看”的世界观,甚至有不少评论家、批评家将《边城》视为擅于玩弄文字手法、虚构想象世界的趣味文学作品。作家的审美情感离不开社会体验,笔者从沈从文的生平经历中窥探一番。沈从文生长在青山相对、流水无声的湘西,耳闻目染的是家乡小镇的淳朴风土人情;一九二二年,他怀揣着一本《史记》奔赴北京求学。从湘西小城进入都市的“乡下人”沈从文,从上流社会、绅士阶级的“聪明”中看出虚伪,从“大度”中看出自私,从“文雅”中看出庸俗,因此作品中呈现出强烈的平民主义倾向以及都市世俗社会的偏见。他曾说,“我是一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通社会总是不合,一切来到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明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其实作者在《边城》里对于原始生命中人性的发掘和张扬,对于都市上层社会的潜在痛斥,最终是为了在现代社会中重建一种崇尚真善美的民族文化。

而《铁木前传》中也刻画了一些矛盾的人物形象。土改“功成名就”后抛弃老友交情和邻里和谐的黎老东;有着怪异性格并对性和爱情有着近乎疯狂向往的杨卯儿;追求对快乐和洒脱生命状态的小满儿和六儿以及对小满儿火热生命力和独异生活方式的隐隐向往的四儿和九儿,这些人的心灵状态无疑是现实的真实存在。孙犁在《铁木前传》中刻画了这些焦灼的生命,并给予了这些人心灵的慰藉。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正处于经济体制和思想文化的大变革时期,受主流文学思潮的影响,作家创作的主观意识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限制。当时,文学界的丁玲、周立波等人以宏大的篇章展示土地革命下正反两种势力地斗争,而孙犁却承袭了五四文学中张扬个性解放的传统,敢于淡化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有意识地采用柔和的、充满关怀的细腻笔触传达“民间真实的声音”。他在长篇创作谈《文学与生活的路》中表明了文学创作与政治的关系,即文学不能脱离政治,但文艺又应当离政治远一点。这一超前的文学理论与布洛提出的“心理距离”美学理论契合,因此作品中独特的人文视角使得《铁木前传》在当时一众历史小说中脱颖而出。他一方面努力顺应主流革命文化,另一方面却又始终坚持人道主义理想。他以特有的专注于‘善’‘美’的描写,有机调和了革命与人道的关系,传达出社会变革时期的“另类”声音。

虽然从作品整体上看,《铁木前传》里的时代发声不及《边城》哀怨延绵,孙犁的人文关怀是革命背景下的主动探索,而沈从文的人道主义关注更多的是湘西人的执拗。但笔者认为这只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不同表现形式,正如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杂文与冰心歌颂母爱童真和自然的散文,其本质都是指向更加深入的现实生活,用文学拯救时代桎梏下的个人。

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雨果说:“在必要的时候,作家的内心会充满人类的呜咽,而这并不妨碍一种神秘奥妙的声音在他心灵里歌唱。”即使这两部作品在文学表达形式和对现实的关注角度存在着部分差异,但它们都以相似的笔触和社会观察角度展现出作者对于现代人的生存状态、人性追求和个人尊严的人道主义关怀意识,也深刻孕育了作者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现状的深刻文化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