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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稳新闻传播与群众间的平衡杠杆

作者:马思璇发表时间:2018-11-30浏览次数:

14至16世纪开始出现“手抄报纸”到17世纪逐渐有了定期的新闻出版物,再到受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科技飞速发展的影响广播电视事业兴起,标志着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这些有关新闻与传播的一切演进都是时代发展的产物。

这些使人深刻感受到这一路上新闻与传播学历经了现实技术与时代政治思想各方面的坎坷与羁绊,发展至如今成熟的阶段,是由众多的学者伟人以及人民群众对真理自由的追求所造就的。

如同王怡红所说:“任何理论的背后,都可能隐藏着或狭窄或宽敞的思想背景。它们决定传播研究者的精神立场和研究取向,决定理论的位置及其重要性。这些思想背景可能是态度、是方法、是思潮、是历史或现实。无论它们是哪一种,总是一片铺展在理论背后的精神图景,更是我们深入认识、评价一种理论的关键所在。”因此,每一个学说和理论思想的发展阶段都离不开它的时代背景。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新闻传播与大众之间微妙关系的相关内容。事实上,人就站在信息传播的两端,因此这二者之间是任何时候都无法分割开来的。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开始,有关新闻传播的思想就已经埋藏在前人们的政治、文化等理论之中。

在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们的理论普遍被分为集权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看似矛盾的主体在整个思想自由的古希腊时代的大背景下却又显得恰好融合呼应了其思想繁荣的主题。以苏格拉底、柏拉图、西塞罗为代表的一行思想家们主张新闻传播的集权主义。他们认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像心智未发育健全的儿童和青少年以及缺乏理性的底层社会分子缺乏一定的辨别能力与对低俗劣下的文化作品的抵抗意志,需要国家一部分聪明的人群用道德感和权力来为他们扫除面前粗俗思想的诱惑。

为集权主义站队的思想家们企图用规范新闻与艺术作品来规范人们的言行举止。这样的思想一度成为主流思想,一定程度上为后来的专制主义集权政治埋下了伏笔。而相反的是,以希罗多德、塔西佗为代表的思想家们认为艺术作品乃至思想活动不该受限于政治专权,每个人的想法和意见都应当得到允许发声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碰撞出思想的火花,才能寻找出真理。

实则这两种主张都为如今的传播思想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如今辩证的思想汲取了这两种学说中的精华,但矛盾的两个主体之间往往是很难寻找一个确切的边界的,因此我们很难说明究竟是应该理性权威的权力机构的管制多一些还是应该个体或群体的思想自由占比重更多一些。映射到我国社会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文化传播环境的较大差异来看,这与具体的人文环境也有着极大的关联,而我们也只能在这条路上不断地进行探索,并尽可能地接近集权主义与自由主义二者之间的结界。

在新闻传播业发展的过程中,政治环境一度在很大程度上对其产生着影响。在西方君主专制政治下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新闻自由都受到了宗教以及政治权利的压迫。出版自由甚至思想自由都受到了巨大的限制。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萌芽和自由理性思想的发展,西方新闻自由经历了漫长的斗争和演近过程。

1644年约翰 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为新闻自由的思潮带来了一颗闪亮的理论宝石。在思想家们的倡导下,“天赋人权”、追求理性自由的学说在人民群众中也变得呼声高涨。在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中,作者强烈反对政府对新闻书报的严格控制与把关。于笔者看来,弥尔顿的一句对当时检察官的反问同样也应激起我们作为现代人的反思。他说:“试问我们为什么要制定出一套严格的制度,逆上帝和自然的意旨,取消那些考验美德和体现真理的东西呢?”当然,不否认这句话里存在着一定的对群众自我选择结果的理想化。仔细思索,大众的思想以及审美选择是与内在修养与教育思想所相关的产物,而培养大众的审美与情趣需要的是从根本的教育与培养开始,并伴随着一定的权威加以规范,以至于在面对鱼龙混杂的精神产物时能够有一定辨别是非优劣的能力。

人本身就是复杂的动物,有关于人的情感与理性也难免是矛盾而又复杂的。

在本书中读到的除过人们不断争夺传播的自主权之外,还有着人们不断审视自己与传播之间的关系。

信息的传播究竟对群众有着何等的影响?以杜威、帕克为代表的思想家们将传播的作用推到了一个至高的位置之上。“传播是最了不起的”、“传播能控制集体注意力”等言论为后来的“魔弹论”带来理论基础。这使得人们一度把传播放在了不实的社会地位之上,导致对大众传媒还并不熟悉的人们对其产生了惧怕心理。这样的心理也阴差阳错的在世界大战中带来一定的奋战宣传效果。

信息的传播的确能对群众起到相对应的引导作用,但并非像“魔弹理论”所宣扬的那样能够及其准确又迅速地对群众产生一定的刺激效果,人是情感复杂的,且人具有自身的理性,不同环境下的人对信息的传播也会表现出不同的反应来。

可是纵观历史,传播对群众的影响也并不能小觑。尤其是现代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出现,使信息传播更加便捷迅速,人人都可以成为信息传播者,传播门槛降低、人群增大,这就更加使得舆论势力成为难以控制的洪水猛兽。在这样的局面下,“键盘侠”们能够很容易得利用社会事件调取人们感性甚至过激的情感,从而占据人们理性的头脑,控制舆论导向。这样的事件屡屡发生,人们在这些具有煽动性的语音下难免容易丧失自我的理智。

但从另一面看,人在具有高等生物的思想外壳下生长着,人对美丑善恶、真理与谬论的思辨能力需要不断地进行历练和打磨,需要进行自主的思考与探寻,而非像填鸭似的灌输,人的整个思想系统犹如一个巨大的各机能协作良好的机器,长时间不使其发挥该有的功能则会使其退化,无法有序独立地进行运作了。

在我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原本的坚持“三个自信”拓展为“四个自信”,新添加的便是坚持“文化自信”。我国拥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对中华文化的自豪感一直深深印章在炎黄子孙的血液之中,这一点是毫无质疑的。但我们随着自身文化的纵深式发展以及汲取着外来文化的拓宽发展如今社会中的文化思想也不可避免的愈加繁杂。当我们的社会出现一些与曾经我们所了解的文化不完全吻合的,而因此看起来似乎带有某些禁忌性的词汇和文化元素出现时,我们的群众,我们的权力机构都变得有些手足无措。当“同性恋”、“纹身”、以及包含“性”的文字与艺术作品……我们并不需要忙于为这些掺杂着外来思想文化以及我们人类本身所带有的生理特征的文化符号打上好或坏的标签。既然存在,就一定有它存在的合理性,而我们要做的是选择。

是该权利机构进行严格的审查与筛除,还是应该由大众自行选择?近些年我们的社会在这些文化元素中有过太多的思想矛盾,不同主体间的争论,甚至是打压到舆论井喷的循环。我想,其实这些卡于腐朽文化与先进文化之间难以定义的东西其本身并不包含着恶的成分,而是不同思想的人为它们赋予了不同的意义,是否应该让这些思想文化在我们的社会中进行传播,这终究还是取决于我们自己。

而由此看来,新闻工作者们有责担负起维持舆论平稳,维护正义与真理的道义。为我们社会中的文化系统赋予各自应该存在意义,为大众提供一个自由而又干净和谐的文化环境。其实新闻与传播并不能改变任何人,也不会对社会的发展像经济政治的决策那样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他能助长谬论之杂草,也能助阵真理之火,而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擦亮自己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