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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淑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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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情色

作者:章淑祺发表时间:2019-10-01浏览次数:

对萨德的第一印象是Sadiam,即施虐症,特指性行为中的虐待症。在阅读《淑女的眼泪》之前,除了这一鲜明的标签式的代名词之外,我对萨德一无所知。于是在翻开书本之前,前期的思想准备和预设立场,很容易被性和情色描写的猎奇心理先入为主地占据;但真正开始阅读后,会发现这种预判的审视目光是相当浅薄和狭隘的,萨德的作品主旨与内涵远超流于挑起性欲的色情文学的范围,其外延包含了对宗教信仰、自然法则、是非善恶、伦理道德等严正端肃的概念的思考与探讨。

他在作品中对传统的道德伦理进行了颠覆,并重新构筑了一个崭新的违反伦常的世界,他便是主宰这个世界的上帝。因此他的表达与创作挣脱了一切世俗与常理的镣铐和锁链,恣意妄为,十分自由,在某种程度上也趋于独断专制,因为这是他的世界,他的王国,一切法则和标准,都由他制定,由他说了算。相比于一个流于浮浅的情色作家,在书中我看到更多的是一位充满独立个性思想的哲学家。因此罗兰·巴特把萨德和普鲁斯特相提并论,是有其原因的。

《淑女的眼泪》是萨德的代表作,前前后后有多个版本,包括《贞洁的厄运》,《美德的不幸》,当然还有直接以主人公名字命名的《鞠斯汀娜》。拿破仑曾下令逮捕《鞠斯汀娜》的作者,萨德也因此在精神病院度过了人生中的最后13年,影片《鹅毛笔》讲述的便是萨德在疗养院的晚年时光。在书里,彻底顺从是主人公鞠斯汀娜的全部命运,她软弱、忍让,面对命运的痛击,不敢也无力还手;而在电影中,顺从却不是萨德的命运,恰恰相反,萨德拒绝服从,即使被没收了一切写作工具,他仍然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反抗,最后甚至不惜划破自己的手指,以血为墨进行创作。萨德的反叛和鞠斯汀娜的懦弱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萨德的气节与不屈。

 

一、洗脑式的灌输和强有力的诡辩

主人公悲惨的一生一共遭遇了十段饱受折磨的经历,她遇到了形形色色的“恶人”,每个人对她施虐的手段各有不同,但是情节却大同小异,基本都包含了“泰瑞丝与恶棍进行辩论”这一奇妙内容。其实并不能算“辩论”,因为每回都是泰瑞丝被单方面碾压,接受施虐者的洗脑,完全没有所谓的善恶交锋,邪恶以压倒性的优势张牙舞爪,美德与善良从未占上风,从头到尾都被踩在脚底下恣意欺凌。

抛开这些恶棍的身份不说,他们一个个分明都富有哲学家的气质,都是一流的演说家,每个恶人都有一套自己的恶德哲学,让他们的罪恶行径变得光明磊落、底气十足。这些哲学思辨般的“说教”振振有词,不容辩驳,将他们的所作所为最大程度地合理化。

比起恶的能说会道,善良与美德的化身——鞠斯汀娜的表现却让人失望透顶,她既不机智也不够勇敢,常常为了救助别人使自己陷入水深火热的境地,甚至让故事中难得出现的几个好人变得更为不幸,就连辩论也总是处于词穷的下风。她无法说服那些恶棍改过自新,甚至连自己都难以说服。作为主角的鞠斯汀娜,其形象是相当苍白无力和单薄的,很难让人产生同情,她仅仅只是层出不穷的暴行的承受者,就像一个摆设,一个提线人偶。她只是单纯地出于宗教信仰而虔诚相信着美德与善良,她只是为了相信而相信,为了遵从而遵从,不存在任何逻辑思考。她只知道要那么去做,但却不知道为什么要那么做。这点又与那些恶棍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美德是空洞的而恶德却是极富内涵的。

对话与争辩让小说的情节维持着相似性,形象塑造不是小说的主旨,借恶人之口来传达恶的理念才是萨德的真正目的,这些恶人形象其实就是萨德本体的分身。在口才方面,萨德无疑是一个出色的辩论家。我不知道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的形成是否继承了古希腊古罗马的思想源泉,也不知道萨德对启蒙思想的吸收程度,但他那滔滔不绝乃至喋喋不休的雄辩抑或是诡辩,却让我看到了古希腊古罗马雄辩术的遗风。

 

二、无神论和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构筑

萨德在小说中把上帝否定得一文不值,他借恶人之口无数次对上帝的存在提出质疑,抑或直接赤裸裸地对上帝进行侮辱、亵渎,这充分体现了他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这或许也是他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世俗社会受到封杀的原因之一,因为他颠覆了世人的宗教信仰,挑战了威严的神权,宣扬了反政府的唯物论。虽然在他所处的法国启蒙时代,成为一个无神论者并不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但他对上帝进行反对的手段却是最激烈、最极端的。他将故有的世界观毫不留情地推翻,进行解构重塑,从而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

与“上帝”相对的是,他把“自然”作为主宰天地间一切的力量。他花了大量的笔墨来探讨自然的属性,在书中多次提到自然的作用。他认为任何个人的意愿与行为对于自然的进程来说都是一钱不值的,对自然界有意义的只是物质世界的更新。谋杀、战争或是致人于死地的暴力都可以服务于自然的这个目标,因为它们只是加速了物质的更新而已。慈悲、善意或其它一切美德都是不自然的,因为它帮助弱者延长了它本应存活的时间,从而减缓了自然的更新过程。谋杀与自然死亡之间没有任何区别,一切只是构成生命的分子重新组合而已。

在对自然的理解上,萨德不仅仅是一个哲学家,更是化身成为了一个科学家。他已经发现了“能量守恒定律”,他认为人类只是一种劣等的、原始的物质的一小部分,死亡只是重归于大自然的熔炉,日后将以其他形态重新喷射出来。因此,那些奉行道德的人并不比恣情纵欲的人拥有更多的特权,因为大自然并不觉得受到什么触犯,“只要是人,都是出自它的怀抱,在世时的行为都是依据它给予的冲动,在我们离开人世之后,将在自然内部重新获得同样的归宿与命运”,由此,他就把善恶的区分无意义化了。

他还发现了“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自然丛林法则——“强者牺牲弱者,弱者被强者牺牲,无穷无尽的作用与反作用,大量的邪恶与道德,使大地上善与恶基本相等而产生完美的平衡”。这种平衡是维持天体运行、植物生长所不可或缺的,而这种平衡的实现则需要罪恶的出席,自然从来只能通过罪行来收回道德不停向它攫取的权力,如果罪恶较轻,与美德相差不远,那么重建大自然不可或缺的平衡就越慢;而越是重大的罪行,就越能加快天平平衡的速度,越能抵消美德产生的控制力。因此,罪恶阻止了美德摧毁一切。相比于美德,罪恶才是正义的那一个。

这种具有颠覆性和充满诡辩性质的理论也只有在萨德构筑的世界中才能成立,在这个世界中,所有既定的伦常都被打破了,恶成为善,合理成为不合理,萨德就在自己创造的世界中纵情驰骋,无拘无束。

 

三、另类的反叛与束缚的挣脱

情色文学在十七、十八世纪的西方,常因“猥亵”或“妨碍风化”的罪名被有关当局查禁,但究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情色文学的“性”与低俗,而在于它所特有的批判、颠覆以及逾越当时主流价值和意识型态的功能,在于它大胆的书写以及对教会的批判,而这会对当时的政府带来极大的威胁。所谓宗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当局控制民众思想的一种工具与手段,因此,萨德进行的情色文学创作,实际上是一种另类的反叛与对自由的追求。

十八世纪是欧洲的启蒙运动时期,人类从束缚走向解放,从愚昧变为聪明,逐渐开始思索自身在宇宙中的地位和重要性。萨德可以说是启蒙时期最激进的无神论者,他解除了社会的严酷束缚,他对启蒙的认知不在于拥抱善,而在于见证恶。表面上,他以一种极其激烈的、夸张的方式对上帝进行辱骂与丑化;实际上,他所辱骂的并非仅仅是“上帝”这一概念本身,而是上帝所代表的社会道德规范,以及这种道德规范下对人类自由的束缚。他需要一个靶子,来抒发对社会价值体系的不满。与其说萨德是一个极端的无神论者,不如说他是一个极端的自由主义鼓吹者,他反对通过一切手段限制甚至剥夺人的自由和权利,以达到当权者统治的目的。而在当时的社会,宗教是最主要的手段。因此,才有了他对上帝的抨击。

萨德用他的行为和文字,执着地对约束着人们的伦理道德发出挑战,在他的世界里,所有束缚都被解除,伦理道德或法律禁制全部不复存在,一切都是自由的,一切都是可以被允许的。萨德是社会的一股逆流,所以数次被判入监狱。但是他的逆骨与反叛并不会使他停止抗争,监狱的铁栅栏并不能囚禁自由的灵魂,他大声疾呼,向世人传递着自由的真理,他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了一场不回头的追寻解放的逆旅。

在小说的最后,萨德看似给出了一个光明的结局:鞠斯汀娜的姐姐鞠丽埃特被妹妹的经历感化,洗心革面,从一个放荡狡狯的女人变成了修道院的楷模;她的情夫科韦勒先生担任了祖国的首要职务,恪尽职守,为人民增添了幸福。萨德在文末呼吁读者可以得出和鞠丽埃特一样的结论:坚信真正的幸福在于奉行美德本身,上帝让美德在人间受到迫害,只是为了在天堂以最令人欣喜的报酬来给予补偿。可以说是一种很高明的嘲讽了。因为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恪守美德的鞠斯汀娜,即使在获得了姐姐的救赎之后,仍然死于雷电之下,无法享有哪怕一刻的幸福。在看到了那么多美德的不幸与厄运之后,读者已经很难再去相信所谓的美德所带来的幸福了。即使是上帝许诺的补偿,也只是一纸空头支票,因为并没有人知道天堂是否真的存在。萨德的讽刺可以说是非常幽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