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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叶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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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凤虚凰

作者:周叶昀发表时间:2019-03-29浏览次数:

《红楼梦》卷五十八,标题为“冷子兴假风泣虚凰”,到的是优伶小生藕官为另一死去的小旦药官(又作菂官)焚纸祭奠,获得了宝玉的关注,宝玉向芳官了解到,原来那藕官菂官原为恋人。“往常时,他们扮作两口儿,每日唱戏的时候,都装着那么亲热……药官儿一死,他就哭的死去活来的。”补了蕊官后藕官又跟她同与药官一样亲密,芳官问其为什么得新忘旧,藕官却回:“只是不把死的丢过,不提就是有情分了。”

话语轻落,书中人宝玉心中却似一石激起千层浪,称奇道绝,又悲又喜,悲的是藕官的孤苦遭际,喜的是发觉这世上又一人与他一般“情种”;书外人笔者却心下一沉这不正是呼应了前文那句“纵然是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此乃他话,暂不提。

菂,即“荷”,与“藕”相应,荷藕相依,正对应着两人情感上的相互依恋,虽是同性,在那孤苦的境遇与无依无靠的环境下,二人的关系显得自然而合乎情理。《红楼梦》中同性恋情节非常多,也不限性别,早期有私塾中众子弟,后期有府内优伶戏子,《红楼梦》本是一部《风月宝鉴》,专为写情,着一情字统领全篇,里面包含了内涵丰富、各式各样的情,有学堂字弟间的风流顽情,有冯渊为英莲而誓绝的断袖之情,藕官药官蕊官的真情,有薛蟠、贾琏等人的淫情,有宝玉与秦钟的互赏之情。《红楼梦》作为一部现实主义代表作,曹公笔下同性恋情节大多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尤其是其中一些看似令人惊讶但又非常写实的情节,如藕官对药官与蕊官的情感,与那些编撰的戏本子中的看似感人却未必符合实际的专一长情相反,藕官倒并未为药官而坚守终身,反而与蕊官卿卿我我,但她也从未忘前人。既残忍,又真实。   

由此自然联想到中国古代社会的众多同性恋形象,有趣的是,在古代中国这样一个礼教森严、重视伦理纲常的封建社会,男风倒是层出不穷,与西方中世纪动不动就要吊死火烧同性恋者,中国对同性恋倒是包容得多。作为封建社会百科全书的《红楼梦》,其中的同性恋现象看起来不仅正常,甚至广为社会认知,上至王公贵族,下至优伶戏子,群众范围极大,异性恋反而被严格束缚在教条礼数之下。

这就令人思考孕育上述环境的社会温床。首先是自周而起的宦官制度,为错乱的两性关系开启了契机;接下来是战国时期的养士之风,士大夫们终日相伴,当时就有记载孟尝君“门客三千”。而那些在科举制下进京赶考的士人们,他们平日起居于一处,自然是免不了产生一些暧昧关系。这些制度为同性的相处提供了大量的时间和空间,可以说是同性恋产生的“诱因”。在诸如此类的环境下,同性之间的相处时间、范围、程度比异性甚至还多得多,广得多、深得多,君与臣、士与士之间的关系愈加微妙。

而对于同性恋现象的社会舆论之所以相对宽容,这又与宗教等传统思想有关。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儒释道三教,无一对同性恋有过明文禁令,相反,基督教却明确禁止同性恋行为,并视之为大逆。再者,在讲究纲常伦理、传宗接代的古代中国,因为同性恋并不产生后代,所以它不会影响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统宗法关系。除了像苻坚这种“姐弟门”变态行径不仅被大臣力谏、还被编成“一雄复一雌,双飞入紫宫”歌谣嘲讽外,民风对同性恋的现象还是比较开放的,并不会将其视作洪水猛兽。因此,中国古代社会对于同性恋的包容度还是比较高的。   

在这样一种宽容的环境下,同性恋现象层出不穷,甚至已经发展为士大夫的一种“风雅”之流,如晚明文人张岱在《自为墓志铭》中滋味“好美婢,好娈童”,坦然将娈童列为人生爱好之一。清代镇板桥也在《板桥自叙》中承认自己是同性恋:余好色,尤喜余桃口齿,椒风弄儿之戏。”这些话看似直率坦荡,但也称得上生活糜乱,但像张岱这种用现代人的观点看简直是变态荒淫至极。

再说《红楼梦》,其中薛蟠、贾琏,或是宝玉、秦钟,无论他们的同性恋爱是“皮肤烂淫者”的肉体层面,还是柏拉图式的精神层面,都处于一个相对公开、约束较少的情境,而芳官藕官,作为封建社会中的优伶、男权社会中的女性,地位低下,连贾府的老婆子们都看不起她们,感情更是无依无靠,只能抱团取暖,她们的同性恋情除了宝玉支持,连好友方管也持不理解的态度,认为“他竟是疯傻的想头”。可见藕官之类人要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她们的感情不见天日,恐被发现,为人不齿。

由此可见,同性恋的世俗容忍度虽高,但也仅限于有地位、有身份的“上等人”“大家公子”,说到底,与其他众多非正统官方的事情一样,并没有什么世俗难容之情,不过是阶级权利的博弈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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