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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苏的三角关系

作者:王娟发表时间:2019-04-29浏览次数:

三角关系,就是任何双边关系与第三方相互制约和影响,因此,三角关系具有系统效应。

美中苏是存在三角关系的,这种关系是不稳定的,是动态的,僵化和固化的敌友结构之下是没有办法构建三角关系的。并且在当代社会这种关系然在不断变化,非敌非友,亦敌亦友。

六十年代以前,中苏美的关系实质上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意义上的关系,更强调观念制度上的水火不容。中苏像是兄弟,不分你我,以意识形态而不是以国家利益作为自己的战略取舍,是一种畸形的国家关系。因为未形成任何两边都有可能联盟对抗第三边,而每一边的变化都会引起另外两边的相互变化的动态格局,严格来说中苏美只是双边关系,不是严格的三角关系。

但是政治是不讲人情的,民族情感一定会超越意识形态,国与国之间只存在地缘政治的现实和力量对比,因此,中苏之间这种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关系是脆弱的。从60年代初中苏斩断无情缘到60年代末中苏走向战争边缘,中美苏进入大国政治三角外交。尽管中国在三边中力量最弱,但就外交政策的相互制约和影响而言,这种关系是国际范围的。

处于冷战格局当中,中苏与美国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和地缘政治的差异处在敌对的状态,这是当时亚洲的战略格局;中苏和美国当时在东亚对抗的热点一方面是美国不计代价地投入大量兵力, 扼制共产主义的扩张;另一方面是中国义无返顾地抗美援朝和援越抗美,坚决反对美国的侵略。        

三国对外政策在时代发展中不断变化调整,新中国刚刚成立时,美国想从中国内战“脱身”和“等待尘埃落定”,与新中国建立非敌对系,对新政权持观望态度,暂时放弃分离台湾的计划,“等待尘埃落定”是基于国家利益的中立性的过渡政策,同时寄希望于中国成为第二个南斯拉夫, 美国可以利用中苏矛盾, 拉中反苏。中国则是与苏联结盟与美国对抗;苏联应对美国“遏制政策”采取“退缩”和“不摊牌政策”。证据就是:朝鲜战场——先以“苏联空军没有准备”为由拒绝出兵朝鲜。后同意派遣两个驱逐机师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 同时规定, 苏联飞机涂上中国标记, 苏联飞行员穿中国军装。唯恐留下任何苏联卷入的证据。

50年代末60年代初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上台召开开始全面否定斯大林,苏联开始寻求与美国的缓和,中国认为这是修正主义,对苏联的这种立场十分不满,中苏分歧众多,在援越抗美问题上表现极为突出,中苏关系日益紧张,1969年中苏关系真正破裂,中苏走向对抗,当时美国中国的边界进行着越南战争,中国外交陷入困境:中国面临着世界上两个大国围攻的境地,也面临着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威胁,中国考虑到国家安全一方面支持援助越南对抗美国,同时也担忧来自苏联的威胁;中苏在越南展开角逐,寻求与美国和西方缓和的苏联实行“脱身”政策不想与美国正面对抗破坏与美国的缓和,因为中国积极地援助越南,苏联不希望看到中国在越南的势力越来越大苏联的势力慢慢消退,为了达到扼制中国的目的,对越南问题实行“插手”,苏联由消极援助变积极援助,越南在现实利益面前慢慢地与苏联联系更为密切;中国与美国的对抗表现为1)  1955 年和1958 年接连爆发了两次台海危机。2)       越南战争步步升级, 美国在南越的军事人员由1954 7 月初的200 人增加到1960 年底的2000 多人, 运进的武器达数十万吨。3)      1964 年侵越战争从特种战争转变为局部战争, 1965 年美国的地面部队开进越南。毫无疑问,中国一直把美国当做最大的敌手,不过在1969年中苏珍宝岛事件的发生让中国意识到苏联才是那个最直接的威胁,于是这为中美关系改变提供了一个契机,为美国创造了利用中苏矛盾的现实可能性,美国也认识到共产主义世界不是铁板一块, 可以区别对待。美苏关系缓和与对抗兼而有之;60年代初的柏林危机与加勒比海危机既是双方对抗的表现,也戏剧性成为了双方有限缓和的起点。缓和的表现:1)    1962 10 月肯尼迪总统写信给赫鲁晓夫, “重申美国非常关心缓和紧张局势和停止军备竞赛,愿意就涉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的缓和问题进行讨论”。2)    1966 年约翰逊总统提出不以武力改变欧洲现存边界, 实行扩大东西方交往的“向东方搭桥”政策。

此时期三角关系的形成是在冷战大背景下,二战后,亚洲接连发生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两场时间跨度长规模大的战役,背后都有苏联和美国的影子。这其实说明了美苏争霸矛盾的焦点实际上是对地区事务主导权的争夺。在东南亚,对于美国而言,它是扼制共产主义的桥头堡,美一直在东南亚寻找扼制中国的机会;对于苏联而言,要在中苏关系破裂之后达到抵制中国的反苏战略,拉拢越南抗华是一个有效的途径;对于中国,支持并抓紧越南是抵抗美国侵略的需要,也为了防止苏联对华包围。这些都是50-70年代中美苏三角关系形成的基本原因。

60年代以来,中苏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随之分裂,社会主义开始瓦解;同时,美苏缓和,不结盟运动兴起,民族解放运动不断发展,世界政治力量中心不断分化和改组。戴高乐“五大实体”或者尼克松的“五大力量中心”亦或者毛泽东“三个世界”都反映了50年代两极格局的动摇,呈现多极化的趋势。70年代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开始参与国际事务,在第三世界的地位和影响进一步提高,与此同时,美苏走向全面对抗。由此中美苏三边关系的变化增添了争取第三世界国家的因素,三角外交具有了广泛的、影响国际战略格局的全局性意义。

中国在三角格局的外交政策值得反思,包括中美关系、中苏两组关系的反思,为什么中国会陷入六十年代的外交困境?当时中国的情况经济建设应该是放在核心位置的,经济建设要保证和平的国际环境,良好的国际环境需要好的睦邻关系,中国坚定的国际反苏统一战线虽然打开了中美缓和友好的大门,但是却没有有效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反而把自己置于更加危险的环境,国内的经济建设被阶级斗争取代,出现混乱一定程度上都是受国际环境影响,但最主要的是这种激进思潮波及到外交领域。虽然中美关系缓和了,并不代表中国就高枕无忧了,中美缓和的确谋求到了一个稳定的环境,但是中国对美国的依赖性也加强了,这与中国奉行的独立自主外交是格格不入的,避免依附于大国而不沦为美国手中的棋子中国要奉行一种什么平衡的政策提出了挑战。

说到三角关系、中美关系,不得不提一个人物,对他来说,意识形态是可以放在一边的,70 年代访问中国,打开了中国大门。中美关系正常化,实现了中美苏战略大三角关系的构建,从而改变了世界。他就是基辛格,他提出过一个“均势”理论;即在美苏两级对抗的国际环境下如何运用国家外交手段,建立政治联盟,对抗苏联一极的压力;即在美国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联合各种力量遏制苏联的强势状态,从而达到两极力量的相对的平衡。

均势,是一种目标,也是一个过程,最大的特征就是灵活的外交与结盟活动,冷战年代美国在与苏博弈的过程中通过灵活的外交很多程度基于这种“均势”原则,这个思想典型的表现在尼克松、里根、奥巴马的政策当中。

冷战后,现在中美关系又到了一个分水岭,不断崛起的中国成为美国面临的课题。美国有些认为中美已经不存在政治、军事上的共同需求,不断制造困难和障碍使中美关系困难重重。美国不断制造事端,比如台湾问题,通过签发台湾李登辉的访美签证,李往母校发表演说,引发两岸关系紧张;然后是人权问题,利用价值观念来衡量和攻击中国的人权;还有支持西藏独立,干涉中国内政。

美国这么做的理由无非是经济利益,还有文化原因,文化原因就是美国统治者感到来自东方文明的压力,认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中国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威胁美国,而且东方文明的复兴将宣告西方文明的灭亡,因此主张极力打压中国,以达到均势。当然,美国的这种打压政策是中俄友好的催化剂。

有媒体披露,基辛格向特朗普总统提出的外交“锦囊妙计”就是缓和美俄关系,或者实现美俄关系正常化,以此来平衡中国的发展与崛起。“特普会”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加速了“通俄门”的调查,一向坚持否认勾结的特朗普改口说,这并不是犯罪,可以看到,美寻求与俄关系改善;中国是不断崛起的挑战者,美俄关系正常化本身就可以对冲中国的影响力,达到均势。当代大国关系又回到灵活调整的时代,随着中国越来越强大,美国认为中国对美国的地位是个巨大的威胁,实际上把中国当做一个“假想敌”,美国千方百计想打压中国,开展贸易战以试图阻止中国的发展势头,但中国已经不是50年前的中国,中国利用自己灵活的外交手段来平衡这种不利因素,三角关系中中国力量越来越强大,对于国际格局的影响力逐步提升,美国也不能随意左右世界;当然中美双方毕竟还有共同的国家利益,中国GDP的大幅度提升虽然让美国感到恐惧,但是在其他层面中美之间依然可以在体系内发展,而不能退化为体系性竞争和体系性对抗;“中美关系是复合性的,但是应该夯实和拓展经济联系,中美关系不是夫妻关系,而是孙悟空与铁扇公主的关系,需要协同演化。”  

冷战后,三角关系出现短暂的断层,直至俄罗斯取代苏联。八十年代,通过中俄两国领导人的努力,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建立了经贸联系,中俄两国积极夯实合作,加强军事合作,排除意识形态的政治经济交往,这种关系和中苏“兄弟党”、“老子党”的关系有着本质区别,因此中俄关系具有良好的前景。

总之,冷战时的三角关系与新的三角关系不同:一、前者国家安全为主导,后者虽然安全重要但是以经济利益为主导。二、意识形态作用淡化,淡化并不是完全不顾,如冷战时期的中美缓和。各个时期形成的三角关系并不是孤立的,是继承好发展的结果。

就像丘吉尔所说的:“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任何国家的亲疏都是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非敌非友,亦敌亦友。面对中国的崛起,不光美国担忧,俄罗斯也担忧,中国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细心洞察,冷静分析,协调好与各国之间的关系,大力发展经济才是王道。中美要合作求竞争,中俄应该不断加强政治互信,有效进行战略协调。时代发展到当代,发展良性的国家关系应该相互尊重、坐下谈判、管控分歧、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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