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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理想国 ——读《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有感

作者:常琳颖发表时间:2019-09-06浏览次数:

本书中作者以新的思路和视角审视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近现代历史思想进程,提出了“幽暗意识”这一概念,引起了广泛关注。通过进行中西方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对比,系统辨析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特点,探讨中国不能实行民主宪政而是形成专制的内在原因。

正如“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众多学者致力于分析中西方的政治制度,然而只有结合历史,用穿越千年的眼光结合现代的逻辑思维,深度剖析对一个民族影响最为广泛的传统文化根源,才能够真正了解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起源由来。

作者认为所谓“幽暗意识”是发自对人性中与宇宙中与始俱来的种种黑暗势力的正视和省悟:因为这些黑暗势力根深蒂固,这个世界才有缺陷,才不能圆满,而人的生命才有种种丑恶,种种遗憾。

道德沉沦的趋势,普遍地存在每个人的心中。因此基督教以人性的沉沦和隐溺为出发点,着眼于生命的救赎。正如司汤达所说:“我从地狱来,要到天堂去,正路过人间。”人间是善与恶的中转站,生而为人,就带有原罪,需要时刻反省实现自我救赎。因为人有根深蒂固的堕落性,人可以在救赎中得救,但人永远无法达到完美无缺。同时,西方以基督教为主的文化传统中一直存在一种对人性之恶警醒的"幽暗意识",他们明了人性中贪婪本性的弱点,不管人的品性有多么的完美,如果拥有无上的权力而缺乏监督,总会滥用权力,凭借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西方传统历史文化中不相信人自身的道德力量,更不相信完人的存在,时刻对人性之恶保持警惕,重视客观法律制度,从而以更加完善的制度纠正人性的不足,来约束掌权者,限制权力的过度集中。因此,西方民主精神中始终强调对权力的限制与防范,西方的民主传统文化由此发展。

而儒家思想的道德至善主义以成德为其基点,对人性作正面的肯定。正因为传统儒家文化在对“幽暗意识”的认识上存在不足,因而走向“乐观人性论”,对圣贤政治抱有无限期望,认为人能够靠自身的德行修养来抑制恶的欲望,邪不胜正,善必胜恶,因此传统儒家向往圣贤之治,导致最终未能孕育出真正的民主传统。

“幽暗意识”虽然认识到了人的堕落性和阴暗面,但也并未否定人性的善。由古至今,对人性善恶的争论从未停止,然而我认为,人是存在两面性的,既有符合儒家传统中对人性善的美好期望的因素,同时又会产生基督教中所认为的人性恶的阴暗和堕落。因此对人的客观审视是重要的,对权力的严格控制也是必要的,只有正视人性,制衡权力,才能有效防止人的堕落,权力的膨胀,专制的产生。

长久以来的文化传统对一个民族的影响如此之深,虽然有荀子等人提出“人性恶”的思想,主张对人性加以教化和约束。在儒家对重视德行,修养人性,和对完美“圣王”的有序统治的期待中,也曾侧面反映出了忧患意识和幽暗意识,然而这种幽暗意识并未得到客观的重视,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孟子为代表的“人性善”的思想影响更为深远。传统儒家相信圣王统治的完美的理想社会曾经在远古时代中降临,因此儒家思想中有对“尧舜之治”的美好憧憬。传统儒家仍然对统治者抱有至善至美的希望,人们把希望寄托于“圣王”的统治者,而非实现民主社会,所以权力没有得到严格的控制,这就容易导致统治者的私欲无限膨胀,传统社会中的人们习惯被统治而反抗意识不强,儒家传统意识形态中缺乏对人的德性的客观认知,因此传统封建社会的中国走上了悲剧循环,而难以实现民主宪政。

儒家传统文化中虽然出现了幽暗意识和忧患意识,然而终极的乐观精神,让儒家仍然对人性抱有积极乐观的希望,相信人有体现至善,通往完美神灵的可能。而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对人的认识与儒家传统有本质不同,以基督教为主的西方文化传统中认为人的德性如何提升都不会达到至善和完美的境界,人与神之间永远有无法逾越的鸿沟,人天性中有罪恶性和堕落性,而神是完美的,只有神才能体现完美和至善。所以西方传统文化意识形态中,没有完美的人,因此他们设定了分权的制度,制订法律条款,来防止掌握权力之人犯错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他们让权力相互制衡,来维护民主。

而儒家传统文化中一群人性的乐观主义者,在专制制度中牢牢地坚守了两千多年,总是在期盼着会有一个道德至上的救世主出现,救国民于水火,让国家太平,实现大同。然而往往盼来的都是无视社会利益和黎民渴求的恶魔。在一个总是指望着幻想中的道德楷模的社会里,这是必然的结果。人是靠不住的,只有制度才行。没有制度的监督,任何贤能之士都可能在欲望的诱惑下堕落,人性总是让人失望。

作者在书中后面部分以批判的历史眼光论述了五四运动以来的近代历史思想,五四运动中的知识分子为了实现救亡图存,否定批判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致力于重建中国文化思想。由于民族情绪激发,救国热情空前高涨,受到启蒙运动以来“泛科学观”和西方近代思潮“科学主义”的感染,知识分子急切渴望实现救亡图存挽救国家危亡,因此把科学当做了拯救芸芸众生的仙丹灵药和有力的思想武器,所以出现了“泛科学观,科学万能 ”的口号和倾向。

再加上因为近代文化剧变,西方先进文化大量输入,科学与民主思想盛行,个体与群众产生对新的先进文化的心理需要。伴随着传统观念解体,民众需要一套完整的世界观来解释世界和人生,以克服传统世界观解体带来的无限茫然和空虚。西方思想文化广泛流传,带来新的价值系统,与传统价值发生冲突,造成价值混乱。因此个人和群体无所适从,急需一套新的世界观作为广泛适用的价值标准和准绳。伴随着近代中国战争动荡,人民生活焦虑不安,就更需要一套成熟的价值观带来心理上的稳定与安慰,以寻求生命的支撑和对未来家国命运的期望。

由于个人以及群体的心理需要,所以对科学容易产生幻想,把科学当做救亡图存维持现世安稳,指示迷津的万能灵丹妙药,在这种对科学功能的曲解和夸大的迫切心理期待中,科学就被转化为科学主义,即掌握科学知识,人类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另一方面,五四运动也扩大对民主的了解,主要体现在人民参政,个人解放,政治社会文化经济解放等方面。比如个人从家庭中解放,妇女解放,儿童解放等等。五四运动虽然广泛宣传民主思想,扩大了民众对民主的了解,使先进民主思想深入人心。同时也在中国近代的苦难战乱中,使人们产生乌托邦主义的期望,使人对未来抱有美好期待,和对完美理想社会的幻想,这种乌托邦式的心态,具体体现在康有为的“大同世界”思想和危机中的知识分子的浪漫主义幻想中。

乌托邦式的期望集中于对科学和民主制度的错觉和幻想,以至于五四时期的人们无法正视“科学”与“民主”的真正含义,逃避真正面对中国复杂的现实问题。因此五四时代是热血沸腾又充满矛盾的时代。看似表面强调科学推崇理性,然而骨子中蕴含着浪漫主义的幻想。人们盲目急切地推翻传统批判宗教,然而又急需新的思想代替原来的传统世界观,以满足内心需要,人们急于找到一种主义解决所有问题,逃避时代复杂性,用作者的话说,就是人们盲目地把“德先生”和“塞先生”当做了“德菩萨”和“塞菩萨”。

这种心态不仅只存于五四运动,长久以来众多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仍然有着这种心理,面对艰难时代,当传统文化无法适应和解决现世矛盾,就一味将希望寄托于西方先进文化,并且对完美的社会抱有道德理想上的幻想。

过分相信人的道德自身修养,相信人的理性和社会的进步,缺乏一定的幽暗意识,就容易孕育出对人生与社会的乌托邦主义信念,正如儒家向往的“圣王”统治的有序的理想社会,还有卢梭所构想的民主的契约社会等,都是只是理想而不能真正落实,都具有强烈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然而如果不正视人性中的幽暗意识,对人类依旧抱有至善通神的美好期望,而忽略了对人性和权力的客观理性地认识和限制,无论是儒家传统的“内圣外王”还是启蒙运动时期卢梭提出的“契约社会”都只能停留于幻想,所谓的美好社会就只能是注定覆灭的“道德理想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