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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爱

作者:常琳颖发表时间:2018-12-15浏览次数:

说起鲁迅,仿佛想到童年时被背诵文章所支配的恐惧,以及书上那一张横眉冷对的严肃肖像,当然还有他标志性的一字胡。仿佛当时鲁迅就用这样的表情,用这样一双眼神凝望着闰土,凝望着长妈妈,凝望着祥林嫂凝望着当时的中国人。可是当时读不懂,也看不透。当时只知咿咿呀呀地背诵课文,缺乏生活经验和经历的孩子于此,认真有余,但感受不足。现在长大之后,再看鲁迅的文章,一股奇怪的感觉就出来了。好比如今再读到《闰土》时,那种与儿时玩伴嬉闹的无忧时光里的感动,和成年之后的分离与人生命运的错轨的感伤,这样感动和感伤里的悲欢离合都漫上心头。“闰土嘴里那一声“少爷”就像一阵悠长的鸽哨一样,在一个叫做故乡的地方余音袅袅,而那一声“迅哥儿”,早就在风中吹散了。” 如今再听到“迅哥儿”和“少爷”,才真正对人生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感慨,多了几分欲说还休的滋味在里边。

每次看到鲁迅二字,心里便自然地生出一种敬畏,因为心里知道:这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当时对这种“了不起”的理解,仿佛也仅仅只停留于背诵他的成就背景和当时老师讲到的文章主题思想,反应穷苦社会,揭露社会黑暗等等所形成的刻板印象。现在看来,才深刻觉得,这样愿意关注卑微入尘土的小人物,并且能够洞察人性的人,并不只停留于关注个人命运,确实真的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和学医时看透人的经络骨骼不同,弃医从文的他,更能透视人性,透过毛孔,直穿骨髓神经,一直看到人刻在骨子里的思想品性。

高中之后,很少读鲁迅的书了,仿佛鲁迅的书里总弥漫着一种悲哀,让人觉得沉重甚至压抑。比如在《社戏》中描述到:母亲送出来吩咐“要小心”的时候,我们已经点开船,在桥石上一磕,退后几尺,即又上前出了桥。于是架起两支橹,一支两人,一里一换,有说笑的,有嚷的,夹着潺潺的船头激水的声音……即使是这样热闹的文章,在最后还是写到: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在鲁迅的作品里,绝对没有永远的欢笑,轻松之后总有更沉重的反思。

在如今自媒体裹挟的互联网时代,轻松,娱乐一直为主流,也许直到娱乐至死,才会有更多人会想起应该再认真看看鲁迅的书吧。这不是顿悟,也许更多是受鲁迅先生的影响,觉得需要一些改变。

可能随着年纪渐长,以前感觉到无聊空洞的东西,现在稍微清晰明净一点了;以前那些冷冰冰硬邦邦的经典,现在都有了点血色和温情;以前那些非得死记硬背的道理,现在也终于顺理成章了。随着岁月沉淀,影像或者声音留下的记忆或许稍纵即逝,但经典文字刻下的感动和深刻回味,最能经得起时间的冲刷,越沉淀,越丰富,越活色生香。

读鲁迅的小说,开始会感到阴冷。譬如他在仁义道德里看到了满纸的“吃人”,那样用力地呼喊着“救救孩子”,仿佛传统礼教便如蚕食人骨血筋肉的跗骨之蛆般可怕。每每读到此处,都让人隐隐觉得后脊发凉。譬如祥林嫂,那么一个健康而勤快的农妇,失去了丈夫和孩子,在习俗的偏见与众人的冷酷之中逐渐沦为乞丐,最后不明不白地死掉。譬如阿Q,在众人冷漠的藐视和悲哀的自欺之中莫名其妙地成为别人的替死鬼。看起来在当时缺乏人性的中国社会里,已经毫无生机,有血有肉的人最终会变成麻木不仁的僵尸,逐渐死去。

鲁迅劝中国青年,“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青年最要紧的是‘行’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在最恶劣的环境下,直视现实,确实勇敢地“活”着,而不自欺,在鲁迅看来,这是头等大事。

如向往西方文化的胡适有一点相似的是,鲁迅也倡导“拿来主义”,他认为外国的一切东西都可以拿过来。这不是说外国东西一切都好,拿来就用,而是“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要使自己成为这些东西的“新主人”,而不是成为这些外国东西的奴隶,什么都好,什么都跟。要“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这样才能成为外国东西的“新主人”,也才能使自己成为“新人”。

想要表现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内容,就需要创造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手段。鲁迅独创的新文体具有着带有标志性色彩的艺术独特性,并且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我们不能用既成的美学规范来解释鲁迅作品的艺术性,更不能完全站在现代主义兴起后西方的美学观点下去理解。大陆小说家王安忆曾说:“鲁迅的小说是嘲讽性的,而他嘲讽的常是典型,因此这种小说必然写得很少,为了不重复,每种典型他都只写一次。”

那个时代的先觉者越清醒,越绝望,而在绝望之中,有人选择完全放弃,也有人选择寄希望于别处。鲁迅的某些作品充满了绝望,沉重中带着某种悲观,周作人跟鲁迅一样,对中国传统社会深深绝望,以至于完全丧失了民族自信心,最后竟然不认为抵抗会产生什么作用,宁可顺从侵略者也不肯有一丝一毫的自我牺牲来挽救这个令人绝望的社会。

而鲁迅这样同样悲观绝望的作家却选择成为当时国家之中最坚韧的战士,鲁迅固然也有绝望,可绝望之后,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反抗,也正是因为他的作品里这些深刻的绝望才更能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和反思。因为时代的迫切需要,鲁迅作品暴露了更多的社会阴暗面。然而,这样的文学并不导致全然的悲观,并不使人丧气以至于失去了斗志。相反,“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样的句子会让人在绝望之后慢慢坚韧起来,更勇敢地面对现实曾有一本论鲁迅的书,书名叫《反抗绝望》,不看这本书所引起的某些学术争论,就其中的人生态度而言,“反抗绝望”正是鲁迅精神对人的启示之一。

鲁迅就像其他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一样,不惮以最犀利的笔触揭发中国文化的阴冷而缺乏人性的一面,每提到此,他总不免刻薄尖锐地批判,但鲁迅却还是一个最炽热的爱国者,这看起来相当矛盾。可是在那个时代里,对国家和社会有着这样深刻批判的人,往往是最深爱这个国家的人。但鲁迅有一点不同于许多爱国志士,他很少批评外国侵略者,而只批评自己的民族。他当然痛恨着侵略者,可相比之下,民族的耻辱感更让他痛心。与其痛恨常常欺凌自己的强者,不如痛恨自己为什么始终是“孱头”“歪种”。只有在这种痛恨中凝结成一种百折不回的斗志,中国才能找到重生之道。一味以仰视的姿态学习人家,不免自己被藐视,导致自轻自贱,向强者低头。

一直扛着祖宗的牌位来自我炫耀、从自欺中得到自我满足,还有什么资格一位怪罪别人来欺凌自己呢?一个民族跌到了深渊,如果不能勇敢地站立起来,再怎么虔诚祈求祖宗的保佑,或是指责痛骂侵略者,都是没有用的。一切只能靠自己,只有正视现实,从自我批判中得到自我拯救,这就是鲁迅的自救之道,因此他从不惮于以最严苛的态度自我批评,这也就是他的语言为何如此尖锐刻薄的原因所在了。

在相对稳定的现代化社会里,可能有人觉得鲁迅偏激、刻薄、不宽容,可知人论世,如果选择更加舒服缓和方法,循序渐进,理性客观而不矫枉过正,这样充满理性精神的方法听来固然舒服。但是我们无法想象在当时的中国的底层社会中,充斥着怎样荒谬、蒙昧的思想,各种残忍行为和法则在底层是多么普遍和理所当然。在内有军阀混战,外有亡国之危的民国时期,可想而知当时中国的基层社会生态有多么灰暗和混乱。

如果说当时鲁迅站在深渊之旁,因为常常凝视着深渊,也反被深渊凝视,所以不免悲观,也只有更尖锐激进的语言才能时时使自己清醒,也使深渊中的人们看到一点深渊以外的光。而鲁迅在那个时期,作为凝视深渊的先觉者,也只能够用一些激烈而中肯的言辞抨击国民。因为只有切实地触到中国的痛处,才能够有唤醒中国人的一分希望。他必须如此,却又只能如此。正如鲁迅说:“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

如果没有他这样针针见血甚至咄咄逼人地针砭时弊,国人之觉悟还会在一片阴翳中苟且偷生。在他的绝望之中,满满的都是希望。在他尖锐刻薄的批判里,也正是他对国家的深爱。

读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