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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之悲,人性之叹

作者:谭阳娜发表时间:2019-08-30浏览次数:

相比政治小说和历史小说这两种定位,《日瓦戈医生》更贴近于一部个人小说。帕斯捷尔纳克虽然在小说中描绘了30年的战争革命历程,但他没有进行宏大叙事,而是将人的活动作为阐释历史事件的载体,他将革命放在一个知识分子式的独立个体的评判标准下看待。十月革命在历史中拥有辉煌的功勋,但是个体的角度切入,它却表现出出乎意料的残酷性,这种视角消解了革命在历史坐标中的伟大意义,强调了其暴力和混乱对人性的摧残和酿成的一系列悲剧。

尤里•安德列维奇•日瓦戈是一个独特的知识分子,他对于暴力革命的认识经历了从支持到反对的变化。十月革命来临之际,日瓦戈赞叹革命为“高超的外科手术”“一下子就巧妙地割掉了发臭多年的溃疡”。作为旧俄的知识分子,日瓦戈乐于得见沙皇专制制度被推翻,他希望在旧的秩序上建立起新的理性社会。但革命带来的却是“战争、流血、恐惧以及它带来的家园沦丧和文扫地”,人们“一下子从平静的、无辜的、有条不紊的生活跳入流血和哭号中,跳入每日每时的杀戮中。”

知识分子和革命在本质上便不相合。无节制的革命近乎集体狂欢,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派在人群的呼声中将无数无辜民众送上了断头台,革命意味着激情,有着集体性和破坏性的特点,而群氓隐身于群体背后,其革命勇气的背后往往是一种选择性的沉默。而知识分子呼唤的是个人觉醒,需要的理性、秩序和制度改革,合理新秩序的建立才是知识分子提倡的现代精神所在。

日瓦戈对暴力和战争的审视建立在宗教人本主义的伦理观和价值观之上。作为红军的军医,他在两军对垒时,却把全部的同情都放在敌军英勇丧生的青少年士兵身上,还在战后搜救伤员时救了一名昏迷过去的白卫军少年。生命的价值和尊严在他的心中是第一位的。他对于人有一种普遍的关怀,白卫军少年在他眼里并不是敌对阵营中的一员,而是有着自我精神和价值的鲜活生命。

日瓦戈的生活经历、知识背景和家庭教育塑造了他博爱的精神和崇尚个性自由的性格,他对人性主体意识的强调与当时社会所要求的群体意识产生了巨大的矛盾。当时的人们对事物的判断非黑即白,“有光的地方都是白色,背光之处都是黑的。人的心里也是这种单一的昏暗,没有柔软的过渡。”这种看法与人性本身的复杂性相悖。无论是战时还是战后,他都是社会上的“多余人”。

而日瓦戈关于人性的理想在与拉拉的爱情中得到了实现。他和拉拉不合规范的爱情就是捍卫人性和尊严的象征。日瓦戈与妻子冬妮娅是理性的结合,而趋同的精神理想使得拉拉对其有致命的吸引力。他们都对人有一种天然的怜悯和关怀,拉拉是日瓦戈生命和精神复活的见证者,也是他诗歌的读者和精神的故乡。拉拉在《日瓦戈医生》中象征着俄罗斯母亲,女性是母性和妻性的合体,她既能提供母性的庇佑又能带来妻子的安慰。

作为生命的孕育着,女性身上本身就存在着神性的因素,日瓦戈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能在她这里得到认可和尊重。他们的爱情虽然不符合伦理规范,但是日瓦戈可以在拉拉身上窥见自己追寻的人性光辉,他和拉拉的结合让他的人格趋近完善。但好景不长,科马罗夫斯用计使拉拉和日瓦戈分离,最后日瓦戈猝死街头,出席完日瓦戈的葬礼后拉拉也下落不明,两个人的爱情也走向了悲剧性的结局。

人性的悲剧既是日瓦戈被迫与拉拉分离后,在他身上产生的爱情和人格的悲剧,同时也是建立社会新秩序的理想的破灭。这种悲剧既是日瓦戈个人的,是日瓦戈个人思想的幼稚导致的,也是社会性的,因为社会已经丧失了基本的人性的把握能力和对自由的追求。

帕斯捷尔纳克通过个体和人性的双重悲剧,对十月革命这一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和历史重新进行了思考,描写的虽然是日瓦戈个人的人生悲剧、爱情悲剧和社会理想的幻灭,但同时也表达出对单一性的思想和宏大历史叙事的反叛,透露出反革命暴力和反战的主题。其个体悲剧既有不合理的社会秩序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必然因素。而日瓦戈的思想虽然有理想化和幼稚的部分,但总体上体现出对人性的肯定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