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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闻与欲望

作者:谭阳娜发表时间:2018-11-28浏览次数:

《理发》一文最引人注目的是“我“的消失,“我”是远道而来的客人,在光顾惠特尼理发店时成为了他闲聊的对象,但是在行文中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却缺席了,全文都是惠特尼的讲述,而“我”始终一言不发。

此时,被抽空的叙述者化身一具空壳,便于读者介入其中,读者就是惠特尼的顾客和听众。拉德纳还原了日常语境,在这种拉家常的叙述语气中,惠特尼为读者讲述了一些传闻,他的讲述并非娓娓道来式的,而是模拟了对话的方式,惠特尼的语气和个性在其中都得到了展现,口语化的表达和叙事使读者在脑海里拼凑出了一个事件。

但理发师惠特尼何以担任这样一个讲故事的重要角色呢?

理发店是小镇的消息集散地,小镇人们或饶有趣味地津津乐道于坊间传闻,或满脸疲态地提起家长里短,顾客就是理发师的消息来源,惠特尼因而比其他人更“神通广大”,就像农田上的农夫和泛海通商的水手,他是镇上讲故事群族中的一员。在这样半封闭式的小城镇中,人们互相消费似乎成为了一种常态,一些怪象在无趣的生活中反而能够博得人们的好感,

吉姆因为善于逗乐而被镇民当成一个人物,他以取笑人来逗乐,好做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他无心经营自己的生活,甚至把自己对老婆孩子的捉弄当作笑料大肆宣扬;他无疑是一个生活的破坏者,但却因自己的破坏赢得了镇民的喜爱和赞誉,惠特尼还反复强调其“本质上是一个好人”。

这种病态的偏好实际上是人们内心的投射,兢兢业业工作的人们渴望打破生活的桎梏,于是吉姆成为他们内心欲望的化身,这个化身可以粗俗无礼,可以玩忽职守,可以舍弃对家庭婚姻的责任,吉姆的存在不仅给他们带来了灰暗生活中的笑料,也给了这些被困在生活牢笼里的众人一个往外看的窗口。镇民是清醒的,他们清楚冲破日常的后果,且恐惧于那之后的困窘和无措,但消费吉姆制造的笑料无需成本,他们不是吉姆也不会成为吉姆,所以无需品尝堕落后的苦果,他们只是透过吉姆对自己的欲望进行观照,欲望被宣泄在笑声中。隐秘的乐趣在众人之间传递,会心一笑后重回自己的生活,这才是众人的选择。

在丑角吉姆和诸多镇民之中,茱莉、斯泰尔医生和保罗格外引人注目,他们出离于城镇,或因教育或因生理缺陷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而无法融入小镇,在异常的小镇社会中显得过于正常,但少数的正常反而成为了这里的异常。他们成为了灰暗的生活中的艳色,于是,茱莉恋爱中情绪变化的自然流露成为了小镇人们的谈资,斯泰尔医生从不赊账也显得鹤立鸡群,人们怀着隐秘的嫉妒劝他接受了鸡肋的验尸官职位,揣测他的身世并渴望将其同化。而傻子保罗更是这种“正常”的极端化身,他用野蛮的力量实践着他的判断,他是非理性的却又充满着正确性。

《理发》中的镇民不同于其他文学作品。《祝福》中祥林嫂的故事由她亲口叙述,鲁镇镇民的反应也是即时性的,鲁镇的人们将祥林嫂的悲剧反复咀嚼感到乏味后,就舍不得赔上一滴眼泪了。《红字》里波士顿的妇女们也聚在一起对普琳衣服上的花体A字指指点点,她们的嘲弄是公开的。而在文中的小镇里,镇民是隐于文后的,他们只现身于传闻中,吉姆作为茱莉爱情的破坏者与其有直接接触,关于他们的议论却在闲聊中悄然传递,如本文惠特曼所说的:“乔•巴恩斯跟他老婆说了,他老婆又告诉了别人的老婆,那些女的又告诉了自己的丈夫”,茱莉知道自己被议论,所以不敢露面。镇民们对茱莉和斯泰尔医生的关注,也从另一个角度显示出他们想要逃离却不得不妥协于生活的无奈,这种关注的目光是带了妒意的。所以传闻在暗处——在镇民的口头耳边汹涌着,甚嚣尘上。

本文既然是故事人物的叙述,那么听说来的故事必定会打上叙述者的烙印,因为讲述者的道德评价掺杂在叙述过程中。但是拉德纳并未着意使读者陷入《竹林中》式的困境,理发师惠特尼的情感倾向大多体现在直接的评价中,尽管有遮蔽和掩盖,叙述部分的个人化色彩并没有那么浓重。

惠特尼虽是故事的讲述者,但隐含作者操控了惠特尼的讲述,他在故事里安插了一些暗示性的对话和情节,使得惠特尼的态度和叙述产生了一定的背离。在吉姆的死亡消息传来之前,惠特尼叙述了一段斯泰尔医生和他的对话,这次会面与主线情节关涉性不是很强,却将后文吉姆死亡的嫌疑直接指向了保罗。但后文的叙述中,惠特尼对吉姆的死亡做出了直接评判:“吉姆是个笨蛋,让一个新手拿他的枪,更何况是个傻子。吉姆大概是自作自受”,从这番话来看,惠特尼毫不怀疑吉姆死于意外,但是无意识的叙述却又将真相引入迷局。隐含作者才是故事的上帝,他操纵着惠特尼用符合人物腔调的语气说话,又在不经意间给予听众推测事实的超越性暗示。

文本的镜头只在开端和结尾切到了理发店内,在画面缺失的这一段时间内,理发和故事同步进行着。听众与事实之间,不仅仅隔着惠特尼,惠特尼听来的传闻,还经过小镇许多人的修改和敷演,人物的讲述尽管有隐含作者的着意安排,但钻进“我”的躯壳里的读者听众最终听到的,绝非真相,而是镇上人的欲望,传闻对事实的放大或忽略就是欲望的投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