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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坛里的独行侠

作者:潘翠婷发表时间:2019-08-29浏览次数:

20世纪90年代正值散文百花齐放、多元竞艳,艺术上的变革和文体上的探索将当代散文创作推向了一个高潮。滥觞于80年代的文化散文在90年代风行一时,许多作家趁机把笔对准了具有历史文化内涵的自然事物和人文景观。读者也跟随市场的脚步阅读此类潮流作品。《我与地坛》便是在非主流文学创作中重重突围,在维系自己虚弱命脉的同时,主动扛起思想散文的大旗。这本书也正如作者般默默苦行于大地,即使先天不足,他们前进的脚步也难以被阻挡。

不可否认,《我与地坛》仅仅是中国当代散文史上划过的一颗流星。但若它缺失,散文史有关思考的光辉和靓丽也将黯然失色。这份凛然占据散文史一角的潇洒身姿,正是史铁生对待命运的风度。作为一名身患残疾的作家,他竭尽全力把对苦难的体验,对命运的沉思融进厚重的文字。正因如此,他所言说的内容才有其它作家望尘莫及的严肃与悲怆。史铁生并不要求旁人感同身受那份痛苦与折磨,他只是想以过来人的身份劝慰失魂落魄的人们,想用无声的文字告诉大家可以去和命运交个朋友。

显然,史铁生也是命运捉弄的主角。20岁狂妄的年龄里,他还没有伸手去触摸远方的理想,还没有看过祖国的大好河山,还没有体验人生真正的幸福,就这样轰然倒下。不得逾越的无底洞,爬不起来的陷阱,等待着他一步一步失足沦陷。这就是命运赐给他的礼物,他曾经十分笃信的上帝没有走过去伸出援助的手,只是冰冷的丢下一把轮椅。从此,世界上多了一个渐行渐远的孤独背影,多了一份扶轮问路的无奈与辛酸。

所幸这位在命运翅膀下挣扎的年轻人跌跌撞撞地找到了他人生路上停靠的站点—地坛。这中间似乎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他的来临,而历尽沧桑等待了四百多年。终于,史铁生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发现了这样宁静的去处,他把他当做上帝的苦心安排,以弥补当年上帝对他见死不救的冷漠与寒凉。也是在那里,他开始了“生”与 “死”的探索,开启了地坛独行侠的生活模式。

出去地坛的那段日子,正如他在书中写道:“我那时脾气坏到极点,经常发了疯一样的离开家,从那园子里回来又中了魔似的什么话都不说……”,这不仅仅是肉体加注给史铁生的折磨,身体枯竭与灵魂渴求的矛盾才是他想要毁灭自己的真正原因。如果不是因为地坛让他发现他的母亲曾在地坛树下默默关注着他,曾心神不定、坐卧难安地祈求儿子别走上那一步,或许有关命运的思考就将荡然无存。地坛不失时机的出现,恰如其分地成为史铁生情感得以宣泄和蕴藉的窗口,而我们也正是通过这个私密窗口来窥视史铁生的内心深处。地坛给了史铁生孤独身影栖息的场所,也让他从“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意识当中,认识到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情感的换位思考令他对人生的理解更进一步,不再是“要生”还是“要死”的怒吼与纠结,而是“如何生”又“如何死”的超脱与从容。

中国人在文化认知层面上总是对死讳莫如深。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从不去触碰这个敏感的字眼,不得已时才用“仙逝”,“逝世”等文言字词堂而皇之的去代替。在史铁生这位敢于人先的作者这里,“死”已经成为了他作品中的常客,他毫不避讳去谈论生和死各自存在的意义。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就说过:“人从生下来就走向死亡,看来整个人生不过是一个漫长的消亡过程。”史铁生对于生和死的理解与海德格尔有不谋而合之处。地坛里的独处让他明白:生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了一个事实。死也不是一件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认识了生与死之后,我们就到了选择如何生,如何死这一步。史铁生在这个问题的思考过程当中,可以说完成了一次出色的自我心理治疗。他把对于这个问题所有的思绪,借用时光和记忆一点一点去叩开关闭多年的心扉,从而去窥看自己这么多年来的心魄。终于在对过往的回忆和思索中彻底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不必去纠结此一时彼一可的幸与不幸,痛苦或是磨难不会是影响生与死的唯一选择。我们只需要一如既往的往前走,怀着欣喜去迎接未知路上的风景。

这位流转于宿命地坛的过来人,在努力挣脱命运的枷锁之时仍然以自己的心胸和气魄选择与世界和解。即便他在为生死战斗的领域里常常孑然一身,也奋力将与命运的博弈展示给芸芸众生,用以警戒也好劝诫也罢。肉体残疾的亲身经历,使他超越了伤残者对命运的哀怜和自叹,由此上升为对生命的执着思索与超越。在他看似一无是处的躯壳里,全是对所有无师自通的智慧。史铁生,这位中国大地的独行侠,用自己对生命独特的理解和对生命的热情,孜孜不倦为我们谱写了一首首生命的赞歌,创造了只属于他的生命奇迹和文学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