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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爱的“陌生”的妈妈

作者:王玉成发表时间:2019-05-29浏览次数:

我的青春期来得比常人似乎更久了点,准确来说,应该是叛逆期。一直以来,在外人眼中,我就是那个是别人家的孩子,成绩优异、有拿得出手的特长、大人面前永远温和而彬彬有礼——似乎从来不需要父母操心。实际上呢,从初三开始,在家里我永远和妈妈维持着三天一小吵,十天一大吵的风格,从鸡毛蒜皮的小事到人生之路的选择,一但话题引燃——一场争吵蓄势待发。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和妈妈的关系好像从我记事一直以来就是这样。童年对我来说过得很辛苦,记忆里的周末永远与特长班有关——从民族舞到拉丁舞,从电子琴到播音主持。从一开始由父母带领着走到少年宫门口,到后来可以一个人乘车到喧嚣的市中心上课,我觉得我应该还是从中学到了什么的吧,只是每次放学后和小伙伴游戏到一半被妈妈叫上去练琴,现在想起来似乎也能看见那时候的笑忽然凝固在脸上,有委屈,有不甘,但只有在日记中愤愤写下“我想要自由。”

我逐渐接受,但在青春期开始反抗,可争吵之后所有事情无动于衷,我意识到沟通是无果的。龙应台的一整套书安安静静摆放在书桌上并被我时常翻阅,《亲爱的安德烈》便是其中一本,龙应台在这本书里讲述了与儿子安德烈的通信,他们讨论深刻的人生道理也分享彼此的生活。龙应台写这些书信的最初愿望是想要借此走入儿子的精神世界:异国与长达四年的分别,让她与眼前那个十八岁的大男孩儿已无话可说。那个曾让她拥抱、让她亲吻、让她牵手,让她牵肠挂肚、头发有点汗味的小男孩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那个冷冷的看着她,爱她却不喜欢她的安德烈。她无法忍受和儿子成为了这样有爱、但却彼此不认识不了解不喜欢的人。但这样的情况也并不难理解,14—18岁是快速成长期,这个阶段,成长的不仅是个头,更多的是思想,认识一个十八岁的人,龙应台选择从头学起,她说“爱,不等于喜欢,爱,不等于认识。爱,其实是很多不喜欢、不认识、不沟通的借口。因为有爱,所以正常的沟通仿佛可以不必了。不,我不要掉进这个陷阱。我失去了小男孩安安没有关系,但是我可以认识成熟的安德烈。我要认识这个人。”于是有了她和安德烈之间长达三年的通信。

我想到了我的妈妈。仔细想想,我成长的数十年光阴妈妈一直都陪在我身边,她是看着我一点一点成长起来的,不论是每次大考小考背后的家长签字,还是每一次演出结束后的庆祝,她都在,我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分别过,可是沟通却越来越难。是不是在我成长之后,妈妈还认为我还是当初那个只会乖乖听话的小孩儿呢?从小到大,父母小心翼翼地把我往他们所认为的“顺风顺水的完美人生”上领,他们说爱我,这是为我好,只是忘记了问我而已。在我看过的风景中我最喜欢的是什么,我最想要去的地方在哪儿?其实我是有自己的答案的。学会了弹琴跳舞绘画朗诵,可我最喜欢的只是抱着一本书安静读一下午;他们告诉我学金融有多好,却忘记了我有多憎恶数学。妈妈一遍遍告诉我“我们这都是为了你好。”可天知道我有多羡慕安德烈——他的母亲渴望走进他的世界,可我的妈妈却想用她的经验指引我走一条在她看来更顺遂更主流的人生——虽然这样没错。但我不喜欢。

也许,妈妈曾经也许也是想要了解我的吧,可是父母与儿女之间的代沟又有谁能轻易跨过去呢,拿走《亲爱的安德烈》然后拍照发了朋友圈的妈妈,我猜测最终她也只是翻动了前面几页,然后等那本书在她的房间积灰。就像十几年来我房间的书越来越多直至堆至放不下,可妈妈从来不知道我到底在看什么想什么。

而青春期的叛逆带来的唯一一点好处是让父母被动地接受了我的一部分想法。他们终于愿意接受他们的女儿是真正地喜欢写作,而不仅仅只是享受作文被老师表扬的乐趣,但他们紧接着便转变方向,去思考去谋划写作能给他们的带来什么。于是我又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去参加各类作文比赛去丰富自己的获奖经历,妈妈甚至还偷偷地“视察”我的社交软件并自作主张用我在上面随手写下的文字替我去投稿。哪怕是上了大学,他们也会一直询问我这个月写了什么,参加了什么比赛以及有没有主动向杂志投稿。我并不想把父母的想法放到自己的对立面,可我觉得他们所认为的“支持”此时此刻似乎有些变味——我更加喘不过气来。我甚至因此赌气般地去当那个安安静静的“自闭儿童”,理所当然地装作对其他事物漠不关心,用写作来堵住妈妈一直询问的嘴。

我知道我和妈妈的关系也只不过是万千个家庭代沟的小小缩影。

又想到书里龙应台说的“你一定要离开才能开展你自己,所谓父母,就是那不断对着背影既欣喜有悲伤,想追回拥抱又不敢声张的人。”我不断尝试逃离,父母亦步亦趋。我们什么都做了,却没办法好好坐下来谈谈。其实我也才十八岁,我想认识我亲爱的“陌生”的母亲,我也想母亲来认识十八岁的我,但我如今再看这本书时依旧觉得无奈——可无奈也是人必须学会接受的一种情绪。就像书后的读者来信里说的:“这种沟通的幸福不是每个家庭都有。”

对于我们这种常人来说,父母的一点退让与支持都能算得上“幸运”。妈妈,我很知足,并将继续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