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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逸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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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组矛盾看中国现代国家形成之“根本性问题”

作者:刘逸鹏发表时间:2019-09-07浏览次数:

 


高中时,于历史教科书中得知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被迫打开国门后,有一段在内忧外患中向西方学习的历程,包括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的引进,又比如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似乎就在一种“冲击和反应”的模式下一步步走入现代的,可以说,没有西方之冲击,中国或许永远将沉浸于“天朝上国”之幻想。然读罢孔飞力先生此书,我方知中国现代国家之形成,自有一植根于本土环境及相应知识资源之“内部动力”,即便没有西方列强之入侵,在当时时代环境之促发下,中国也会做出转变。

我觉得读《起源》一书,首先必须弄明白孔先生所说”constitutional question”及”constitutional agenda”之含义,而这正是此书探讨之核心。孔于序言和导论中曾解释说,关于”constitution”之提法,他借鉴了英国未成文“宪法”之经验,认为一个国家或社会,除了一些成文的法律或宪章外,由人们的共识形成的一系列关于政府恰当行事程序的规则也很重要。而所谓“根本性问题”即为人们关于对公共生活带来合法性秩序之种种考虑;而所谓“议程”,指的是人们在行动中把握这些考虑之意愿。于是,孔以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为主轴,从三组相互关联之矛盾对“根本性问题”进行了探讨,它们分别为:政治参与之扩展与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之加强之间之矛盾,政治竞争之展开与公共权力之维护和加强之间之矛盾,国家之财政汲取能力同地方社会财政需求之矛盾。

《起源》一书在开头即提出“康乾盛世”余光下之18世纪90年代之危机,此场危机可以说是天灾人祸之会聚。人口之压力、生态之破坏、农民之矛盾、吏治之腐败、国家开支压力之巨大,这一切使得原本那一套制度不能再契合其当下之使命。穷则思变,对于在儒家文化熏陶下之文人士大夫,更应当承担起时代之责任。于是魏源提出让文人中流参与政治之看法,并从《诗经》等传统著作中回答文人参政合法性之问题。这虽不是后世意义上之全民参政,但对于当时社会“万马齐喑”之局面,却起到了一个首倡和先锋之作用。之后冯桂芬在魏之基础上借用西方政治思想进一步对此阐发,但迎来的是当权官员集体的反对,而这就引出了关于公共利益之探讨。在当权官员看来,公民德行之分布是不平衡的,因此必须有一个高人一等的政府来保证和维护公共利益。这也揭示了中国社会之一大特质,即威权领导之呼声高于全民自治之呼声。接下来,孔从耒阳暴乱事件中提取了当时一大很重要之议题,即国家财政之汲取与对于社会之控制。晚晴,在地方的中介掮客不断干涉着国家对地方财政的汲取以及政治上的控制。而这一问题,在之后的中国社会不断呈现,最后在中共的集体化进程中得以最终解决。这之间,虽间隔百余年,但是就历史实质而言却是紧密联系着的。从这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现代国家之形成自有其一套内在逻辑在运转。最后,孔探讨了“根本性问题”从19世纪到20世纪之转变,从之前强调政治参与、政治竞争到之后政治控制取得压倒性地位。而这,只能从中国社会内部寻找原因,包括中国文化之传统,民族国家之呼声。

我觉得《起源》一书最大之特质就在于其对“现代”之界定,孔不认为现代化之道路只是单一的经历了工业化之西欧和北美之路,“现代性”当有着各种形式之存在,也有着各种替代性之选择,不同国家因此也是通过不同方式走向现代的。于是,在现代国家构建之问题上,我们也不能过分强调外在世界之影响,而要看到更深层的根植于本土资源的“内在动力”。此外,我很欣赏孔书对于文人价值之肯定,许多时候,决定一个社会进步与否的东西,不在于形而下的器物层面,而在于整个社会之观念和氛围,而文人士大夫们在这方面就起到了很重要之作用,因为他们能够引领时代之思想,并且能有时代之担当。

但要吹毛求疵之处就在于孔书在探讨“根本性问题”过程中,没有涉及中国现代国家之具体演进。而此具体之变动,在“现代国家”形成中为一变量,对其形成问题之探讨是处处有影响和制约的。另外在第四章,在对梁启超和章太炎之思想进行论述后,转向20世纪民族主义影响下社会之思潮。但在其中,较少讲述20世纪具体民族主义浪潮下人们对“根本性问题”之探讨,这或许也是此书美中不足之一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