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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与《受戒》之比较

作者:汤美玲发表时间:2018-11-29浏览次数:

沈从文的《边城》描述的是一个“湘西边境的小山城茶峒”里,围绕翠翠和傩送、天保发生的略带悲情的爱情故事,其中绘制了湘西原始生动的生活图景与别样人文。而汪曾祺的《受戒》则是讲述了一个叫“明海”的孩子在荸荠庵里长大受戒成为一名和尚的故事,平叙了一个朴素安宁美好的农村画卷。就内容来说,两者都是乡土文学的创作,都表达了对家乡的眷念与对美好农村生活的向往;在目的上,作者都是想表达乡土生活中人性的淳朴与美好,借以反思社会现状,为现实提供一种陶渊明式的“世外桃源”的畅想与解决方案;在语言上,都充满了俗语的穿插,极具地域风情……然而茶峒与庵赵村终究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一、 文本的艺术背景的差异。

两文在时间点上都是模糊的,开头便点明了故事的发生地点。《边城》是有着具体的地点的:“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 ’的小山城”,以沈从文从小生长的湘西为现实背景。《受戒》则是模糊处理了地点,把其处理为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庄。两个地点都是与世隔绝的,茶峒的隔绝更多的是因为自然环境,大山深处,溪水围绕,有着原始偏僻的地方,年代接近于清末民初,因为书中提到了“这地方城中只驻扎一营由昔年绿营屯丁改编而成的戍兵,及五百家左右的住户。”——绿营是清朝国家常备兵之一。顺治初年,清朝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将收编的明军及其它汉兵,参照明军旧制,以营为基本单位进行组建,以绿旗为标志,称为绿营,又称绿旗兵。所以《边城》里有着军阀,有几笔带过的错综的行政管理背景,有近代化的“细点心洋糖”,“也有商人落脚的客店,坐镇不动的理发馆。此外饭店、杂货铺、油行、盐栈、花衣庄,莫不各有一种地位,装点了这条河街。还有卖船上用的檀木活车、竹缆与罐锅铺子,介绍水手职业吃码头饭的人家。”庵赵村的隔绝则更像是人文背景的隔绝,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并不崎岖复杂,年代更像是封建时代下一个自给自足的村庄,书中提到的佛教似乎成了安定百姓的工具,而具有落后感的生活图景则似乎在文化背景上被塑造成了一个比“茶峒”更为独立的世界。边城的人们崇尚的是大自然的美与力量,一切顺应着自然与天命。庵赵村里的人信奉的是佛教,“明海在家叫小明子。他是从小就确定要出家的。他的家乡不叫"出家",叫"当和尚"。他的家乡出和尚。就像有的地方出劁猪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出箍桶的,有的地方出弹棉花的,有的地方出画匠,有的地方出婊子,他的家乡出和尚。人家弟兄多,就派一个出去当和尚。”又夹杂着儒、道两家的思想。

二、 典型人物形象塑造上的差异。

翠翠和小英子虽然同是少女,但性格却迥然不同。翠翠生长于原生态的湘西水边,原始的自然造就了她“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人的形象上带着兽的灵气与动态美,翠翠的身上涌动着原始的生命力与活力。她健康、美丽、活波但是她又是带有少女的羞涩与心事的,她喜欢傩送时会不断回忆起两年前端午节水边的相遇,看把花插在自己的头上,模仿新娘子的样子,会特意注意到新娘子打扮的人,但是当爷爷问她时,她又是沉默,装作不明白又气恼的神情。因为这种不说出口,互相不明白的性格直接导致了后来爷爷误会,天保出走发生意外的悲剧。这种悲剧是和沈从文有着性格上的相似的,沈从文“我始终认为自己是个乡下人”,性格偏向于内敛,可能也带着一些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自卑。翠翠是这样一个人,美丽却又带着残缺——她幼时便失去了父母,与爷爷和一只大黄狗为生,少女心事无人诉说,只寂寞地长在渡河边,一次上县城就可以让她念念不忘,时时说起,她就像一只深山里寂寞的小鹿。而小英子则是健全而又圆满的人物,她又着殷实的家庭,父母是“摇钱树”“聚宝盆”,还有一个亲密友爱的姐姐,“因为这些年人不得病,牛不生灾,也没有大旱大水闹蝗虫,日子过得很兴旺。他们家自己有田,本来够吃的了,又租种了庵上的十亩田。”家庭美满,小农经济的理想状态。所以英子“小英子比她娘还会说,一天咭咭呱呱地不停。”活波大方,爽朗直接。她是完全解放了天性的。和明海一个注定要成为和尚的人一起采荸荠,“她老是故意用自己的光脚去踩明子的脚。”男女之防在这里似乎也没有什么。和尚吃肉,结婚,甚至“他老婆每年夏秋之间来住几个月,因为庵里凉快。”在大殿里杀生,这一切切本不该出家人做的事情,在这里都似乎理所当然。人们都觉得这是天性所致——饿了就吃肉,想有老婆就结婚——一切随心而动。所以在庵赵村,出家人和普通老百姓除了穿袈裟,做法事,和尚要多几个烧了的戒疤以外,一切都没什么区别——甚至连袈裟都不用穿,仁山“他在庵里从不穿袈裟,连海青直裰也免了。经常是披着件短僧衣,袒露着一个黄色的肚子。下面是光脚趿拉着一对僧鞋,新鞋他也是趿拉着。”出世和入世得到了融合平衡,天性成了这个调和剂。汪曾祺用他士人的眼光看待乡村,正如荸荠庵山门上的那一副对联“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颜一笑笑世间可笑之事”。一切就像流过这里的溪水一样,灵动活波又自然而然地发生着。汪所给出的答案便是接受人心所想,还原本真的天性,“破戒”破除加在人身上的壁垒枷锁,比如礼法,比如思想——这是比边城表现更为明显的。边城里的人是更具有顺从性的,面对命运不去抗争,不论是翠翠不去表白自己的心意,还是爷爷——“我有什么卓见可言?这是天意!一切都有天意……”,天保放弃走水路的竞争——不论是好的坏的,来之即接受之,就像那条河流,日子总是会一点点过去,人们也只是接受自己悲喜的命运,从未想过要去争取,要去改变。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对于道德的追求,“有人心中不安,抓了一把钱掷到船板上时,管渡船的必为一一拾起,依然塞到那人手心里去,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每一个人都有着纯朴高尚的道德,而且推崇美好的道德。但《受戒》并不强调道德这一说,连偷鸡都可以说是“正经事”,是好玩的。媳妇姑娘可以被俊俏的和尚吸引跑。《受戒》的人物形象天性更加解放,更加世俗化,人们关注的是自我本性而非道德等强加于人性的约束。

三、 语言特色的差异。

《边城》与《受戒》最显著的语言特点便是抒情的诗性,它们都大量运用了俗语和白话,极具地域西色彩。沈从文曾说:“我的文字风格,假若还有些值得注意处,那只是因为我记得水上人的言词太多了。”首先边城里运用了很多湘西特色语言,比如翠翠骂傩送的那句“你个悖时砍脑壳的!”,比如“边地俗话说:‘火是各处可烧的,水是各处可流的,日月是各处可照的,爱情是各处可到的。’”“每一只船总要有个码头,每一只雀儿得有个巢。”“横顺人是‘牛肉炒韭菜,各人心里爱’,只看各人心里爱什么就吃什么。”大量特色俗语的运用,是文章具有原始的风土气息,湘西色彩让其充满神秘色彩。其次文章很少用“的”字进行连接,语言更接近口语,读来只像是湘西人在给你细细地讲一个故事,贴近民间艺术。最后《边城》的语言是带着淡淡的悲伤,字里行间给人沉郁之感。但《受戒》的整体语言还是经过了较多的艺术加工,整体更偏向于散文,整散句结合,流畅清新。它没有像《边城》那样运用一句句的俗语,它更多地是运用口头化的词语,比如“”“”,文白夹杂的语言也使其多了些文人的遣词造句,少了些地气,不过这样较多地使用经过加工的白话,使文章读来虽没有那种浓郁的地域色彩,倒觉得可以是发生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农村,而亲切无比。它的语言很大的特点就是俏皮活泼,引用的民歌也是略带粗俗又趣味的,比如:“他就又唱了一个:姐儿生得漂漂的,两个奶子翘翘的。有心上去摸一把,心里有点跳跳的。”


如果说《边城》是才采出的璞玉,只本身就神秘具有野蛮的生命美感,那么《受戒》就是经过士大夫细细打磨的艺术品,却又不失其原貌。一脉而成的诗意文学,《边城》和《受戒》就像从一条大江里流出的河流,又各自经过不同的景色,各具风味。两部作品都寄予了作者对“桃花源式”的中国社会的设想,透漏着作者对人性本真的美好赞誉。唤起我们对于人性的向往与对自我的反思:“我们是否被外物束缚太多而忘却自我?现代的物质文明中的我们是进步又或者其实是倒退?回归自然,回归原始,我们的精神又该何去何从?”这大概就是这两部作品带给我最深的感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