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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物的言说与生存

作者:陈静发表时间:2019-03-29浏览次数:

 

瘦弱的一人一马在这个“充满古怪的亮光、不停的喧嚣、熙攘的行人”的街头等待,这是契诃夫小说《苦恼》的开头为我们刻画的车夫姚纳形象。随后姚纳试图对军官、三个青年、门房和年轻车夫诉说自己的遭遇,都以失败告终。通过综合几次倾诉,我们逐渐地拼凑起姚纳的过去:一个年老体迈的车夫,妻子早已死去,又新丧了本来可以接班的儿子。每日在外奔波劳碌,却连最基本的生存都难以保障。

 

姚纳的苦恼是一天拉车却连买燕麦的钱都不能挣到,是妻子与儿子先后去世使他孤苦地存活于世,是独自站在雪落纷纷的街头盼着乘客,更是心中想法无人可以倾诉。那广大无垠的、涌出来可以淹没全世界的苦闷,除了姚纳自己,无一人可以看见,也无一人可以感受。这情景,有冷漠隔阂,也有冷漠隔阂造成的孤独。姚纳试图驱散这种孤独,在被三个青年不算友好的搭话中,姚纳“听见那些骂他的话,看到这几个人,孤单的感觉就逐渐从他的胸中消散了”。为了从孤独中解脱,他甚至将自尊都放在了次位,却仍旧没有冲破人与人之间的屏障,没法真正表达所想。除了社会阶层与阶层之间的疏离,更多地是人怜悯之心的泯灭。

 

这个麻木、冷漠的社会在作品中可见其缩影:三个青年中,矮而驼背的那个受到了其他两人的恶意戏弄;马车车夫对同是车夫的姚纳恶语相向、破口大骂;而姚纳找倾听者时,对女性的想法也极其不友善。这是个充满着“鄙视链”的病态社会,人们一方面遭受着更高一等的权力话语的欺压,另一方面自身又成为了对更弱者的欺凌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此畸形,人成为了作恶者与受恶者的统一体,在自己为自己编织的罗网中受困。卢梭曾经号召的“自由的原始人”终于成为了不可能实现的美梦。

 

然而语言是上帝造物的工具,依靠言说来找到存在的意义仍是一种可能的途径。在姚纳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小人物对生存的挣扎追求,即不断地使用言语构建起他自身所存在的世界,倾听对象的承认能够使这个世界更具有真实性。就算无人愿意倾听,姚纳也在努力建造,积极发声。但又因为车夫的身份,使得他处于一个碎片化的世界,人与人的交集只在一瞬,没有时间与耐心去了解对方的过去。因此,个体的言说也成为了碎片,姚纳所渴求的“应当有条有理、详详细细”的讲述就成为了一种奢望。

 

在中国近代文学作品中,也出现了一个执着于“言说”的形象——祥林嫂。两者不同的环境在于,姚纳试图向他生命中的过客倾吐,并始终在努力发声建构,而祥林嫂则是在一个人与人有着沾亲带故的关系社会中不断讲述,最后消磨了众人的耐心,自己也放弃了有意识的表达。如果说在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是姚纳向陌生人讲述行为受挫的重要原因,那么祥林嫂在相对传统的乡村社会中逐渐失语的遭遇则更加具有悲剧色彩。“一个人死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和“我向谁去诉说我的悲伤?”这两个由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口中发出的问题,最终都是对人的生存意义的发问。他们饱尝生活施加在他们身上的痛苦,对自己所处的境遇产生困惑,却没有等来为他们解惑的人。姚纳转而向身边那匹瘦骨嶙峋的白马默默诉说,而祥林嫂却带着对生存的不解离开了人间。

 

生存的意义在于什么?余华笔下的福贵或许讲出了众多回答中的一个:生存的意义就是活着本身。姚纳与白马、福贵与黄牛,两组形象重叠在一起,是几代作家不断探索、不断发问之后的回归。

 

通过对社会的冷静观察,契诃夫从底层的一个小人物入手,对社会现实做出了如实的刻画,却在更高层次上描绘出了人类整体隔膜与孤独的图景。文中那股暗藏的忧郁、苦恼的情绪也传染给了后来的读者,他们同样的以自己有限的生命处于这样一个社会之中,对于自己存在的意义感到迷茫无措。这是一幅社会的共生相,无怪乎英国女作家卡特琳曼斯菲尔德会说,就算全部小说毁于一炬,只要《苦恼》留存下来,她就不会感到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