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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经典的《恋爱的犀牛》

作者:喻婧妤发表时间:2019-08-06浏览次数:

著名的意大利剧作家皮兰德娄曾写过一篇短篇小说《西西里柠檬》,借男主人公的坚守与女主人公的变心表现了现代转型时期的伦理转折和人的异化。时隔一个世纪,这样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在《恋爱的犀牛》中,主角之外的所有人都宛若彻底的现代人。他们说“已经没有人再相信誓言了,誓言和送花、吃饭没有什么差别,只是一种表达感情的方式而已。”[i]他们说“在有着无数选择可能的信息时代,‘死心眼’这个词基本上可以称作是一种精神疾病。”[ii]他们用恋爱班教授的工业化方式谈恋爱,就连出门看天气都“并不看天,只听降水概率。”[iii]在他们面前,马路、明明和红红的“偏执”是那样的格格不入。明明说:“只要他还能让我爱他,只要他不离开我,只要我还能忍受,他爱怎么折磨我就怎么折磨我,他可以欺骗我,可以贬低我,可以侮辱我,可以把我掉在空中,可以让我俯首贴耳,可以让我四肢着地,只要他有本事让我爱他。”[iv]马路说:“忘掉是一般人能做的唯一的事,但是我决定不忘掉她。”[v]他们就这样固执地爱着那个不爱他们的人,固守着爱情与承诺。

法兰克福学派第四代学人哈特穆特·罗萨认为,现代化的核心是世界的加速,技术的加速、社会变迁的加速、生活步调的加速。在此情形下,人们在恐惧与焦虑的驱使下被捆绑在加速的时代巨轮下,不断疏离与异化,失去与世界的共鸣。[vi]《恋爱的犀牛》所展现的正是这样一个社会。在话剧第一场的朗诵中,他们唱道:“我们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我们有太多的东西要学,我们有太多的声音要听,我们有太多的要求要满足。”在社会加速与现代转型中,人们跟着流转变动,如机械一般经营着人际关系和与社会的关系,爱情、信仰、承诺……所有带有永恒性的事物都因太过沉重而被抛弃。然而在这洪流之中,还是有人坚守着传统的原则,这些人在《恋爱的犀牛》中以一种夸张的、戏剧化的方式呈现出来。明明不愿为了任何事放弃爱陈飞,而马路也为明明做尽了一切直到发狂将之绑架。在多种艺术形式的渲染下,他们被阐释出一种崇高的美感,从而被用以在对比中来思考、批判异化的社会。

然而细思之,剧中其他人物真的是彻底的、没有反抗的现代人吗?在展现现代生活时,话剧大多采取一种戏谑的方式,这一方式在恋爱训练班的那一场中展现的淋漓尽致。训练教授以一种极其夸张而搞笑的演技呈现,上课的学生都如机器般面无表情,动作僵硬而如流水线生产。再加上朗诵、唱歌等艺术形式的拼贴,这场戏浑然如一场小品,让人频频捧腹大笑。对这种戏谑的方式,大多学者采取的否定的态度,认为其消解了思想的严肃性,是媚俗艺术,是对大众与市场的迎合。然而在我看来,这种玩笑和戏谑的背后,正体现了其他人物内心的矛盾,是一种犬儒主义式的批判。在《犬儒与玩笑》中,徐贲教授如是阐释道:“普通人的犬儒主义一旦流露或表达出来,便一定会同时包含‘嘲笑’(ridicule)和‘非议’(admonishment),而嘲笑和非议也正是一切批判性‘玩笑’的关键因素。”“现代犬儒主义它一面怀疑、不信任和不相信眼前的事物,一面却看不到有任何改变它们的出路,剩下唯一的生存策略只能是冷漠、被动和无所作为。”[vii]在我看来,《恋爱与犀牛》中那些戏谑与玩笑,其暗含的正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批判,是一种符合人物身份的应激反应,并没有消解批判的严肃性,而是以另相反的方式与主角形成张力,共同完成了对异化的批判。

在波德莱尔之后,作为美的源泉,现代性转瞬即逝、变化不止的意识压倒并最终根除了艺术的“另一半”。传统遭到了日益粗暴的拒绝,艺术想象力开始以探索和测绘“未然”之域为尚。现代性开启了走向反叛先锋派的门径。[viii]如果说在90年代初的《我爱XXX》中,孟京辉的先锋性还体现为一种诗性的语言对情节的反叛,那么《恋爱与犀牛》则越发背离了文学,拼贴了大量其它的艺术形式,彻底成为一种综合性艺术。而这或可看作当代社会中文学越发稀薄边缘的趋势在戏剧领域的表现。

然而在此后的二十年来,《恋爱的犀牛》不断重排上演,在商业方面获得空前成功,对“未然”的探索与测绘却趋于停滞。曾经让人眼前一亮的戏谑趋于流水化生产,徒有形式而失去了核心的精神。一场又一场的戏谑中,大众化不见得是真,机械复刻却不假。形式的复制使得先锋的姿态有规律可循,它消解了本雅明所谓的“光韵”,也就自然而然地使先锋走下神坛。它更多成了一种罗兰巴特在《神话修辞术》中所谓的“‘风格’上的保证”,以便慕名而来的观众能“检验他的门票产出的相应效益”。二十年来,孟京辉形成了独特的“孟氏风格”,而这在某种意义上正如罗兰巴特所说, 是一种逃避的技巧。而这,绝不该是先锋该有的态度。当然,无论如何,孟京辉到底为戏剧市场、为戏剧的发展提供了一种范式,其为戏剧艺术发展作出的贡献是不容轻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