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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荒诞

作者:刘诗文发表时间:2019-09-07浏览次数:


20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先锋派的产生,小说进入了全新的探索阶段。当先锋文学出现时,很多人认为其是八十年代的文学或文化氛围这个“所罗门”的瓶子里放出的妖孽,认为其远离意识形态中心,完全关注个人经验挖掘,使作品陷入奇怪的幻觉重复中。诚然,荒诞与怪异是先锋小说的代名词,但是先锋的自由并不是一种放纵,荒诞派剧作家哈维尔说:“信仰生活,也许。”先锋的自由在于形式上的怪诞不羁和深入生活本身的无暇结合,远离生活并不是先锋派的初衷,在荒诞中体现真实才先锋文学的意义。

马原的中篇小说《虚构》可以分为三个故事:“我”与麻风女人爱的结合、“我”与小个子男人的友情、“我”与哑巴老人相遇。三个毫无关联的故事只因共同发生在玛曲村被作者强行拼凑在一起,使作品因缺乏内在逻辑联系而具有荒诞色彩。这是形式上的荒诞,内容上的荒诞也清晰可见。当麻风病人被社会隔离,所有人都在远离这个传染病群体时,“我”竟然抑制不住情欲冲动,与麻风病女人发生关系。这个悖于常理的行为无疑为小说增添了浓重的荒诞色彩。但是,这样的情节设置,并没有让读者感觉到诡异与不舒服,作者在让行为发生之前做了大量的铺垫与引导。“我想起她坐在门槛等着我回来,想起她关了门以后我的胡思乱想。我觉得我认识她已经一辈子了,这件事是那么的遥远又那么亲切……又想起厚厚的羊毛被沉重地压制到身上的感觉……我怕我再从那种感觉中走出来……这个玛曲村之夜应该是温馨的。”“她肯定比我冷得多……我把羊毛轻轻盖到她身上,特别为她盖上裸露的小腿。”这些在一般散文和小说中也会出现的温馨描写,在文本中竟显得如此感人。正是因为美好植根于恐惧与荒谬之上,美好才显得如此动人与真实。也许这并不能说明这一系列荒诞的真实性,与麻风病人发生关系导致的结果必然是死亡,麻风病人在隔离圈中生活的宿命也是等待死亡。麻风病女人们与男人们毫无节制与责任的性爱、对永无止境的被下一代传下去的传染病的漠视、还有并不能被视作适合人生存的玛曲村的落魄与荒凉,马原建立了一个物质生存与精神生存同时凄惨的环境,但正因为这荒诞的悲惨环境,人性的真实才被凸显出来。麻风女人也知道孩子的出生意味着灾难的延续,“还能怎么样?这是生活唯一的快乐与安慰。”当属人的事物只剩下“性”,当生存只剩下等待死亡,“性”就变成了他们唯一能够对抗死亡的工具。总会有新的生命诞生,新的生命又会再创造新的生命,当生命的延续不会停止,死亡也就被超越了,灾难的延续与循环也就不再重要了。如果说在被隔离中等待死亡是麻风病人的妥协,那么用“性”来创造新生是他们对生命最后的倔强。

无论贫穷还是疾病,还是与生俱来的死亡宿命,麻风病人都在勇敢而善良地活着,享受日光的两位女房客,热爱篮球和雕刻并且坚持和“我”礼尚往来的小个子男人,还有相貌丑陋却善良勤劳的麻风病女人,命运给予他们最残酷的生活,他们回馈给生命最美好的积极与坚持。马原模糊了现实与虚构的界限,使读者反复在马原创造的虚构圈套中追寻现实中人的生存与价值。这也是荒诞更显真实的原因,也是先锋派自由的意义。当所有的苦难以荒诞的形式表现出来,隐藏在荒诞背后的关于人性的深刻思考也更为闪亮。

“先锋不是那些站在生活之外、活在苍白的想象中的技术崇拜者,它本身应该就是在生活之内,在人性之内的。”马原没有将人异化到绝对夸张,更没有给生命设置绝境,他为人保留下了美好的人性,保留下了对抗死亡的力量。所以尽管作者一再强调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并且在结尾交代了这或许是一场梦境,但是因为人性的存在,而显得如此真实动人。“如果有机会让我重新选择的话,我还是不要那该死的理智。”

先锋没有害怕生活,他们站在现实生活中发言,他们充满现实关怀地完成着写作使命。荒诞制造了无尽的黑暗,人性是一道光亮,暗透的地方才更能看到真实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