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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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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作者:兰天晴发表时间:2020-05-24浏览次数:


这几周拜读了汉娜·阿伦特女士所著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不得不说,这是一本有魔力的书。初读时,觉得此书作为一份庭审报告似乎没有什么逻辑,读来乏味,读到后面愈发从书中得到了不一样的思考,这本书是我近来所读书目中最喜欢的一本,原因是此书中蕴含的真正的对“人”、“罪”、“恶”的思考使我尤为震撼,有醍醐灌顶之感。它的魅力在于让一个只关心自己的年轻人学着去较少的想到自己和个人的愿望,去找寻比为自己而活还感到满足的思考,富有热忱、由衷的去关心人类、社会、世界的命运。这也仅是自己的一点思考罢了,对此书仍抱着深深的敬畏之感写下一点感想。

当拿到这本书时,书面题目下的一排金色字体赫然显现在我的眼前——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再往下,是一张审判席上的照片,两名士兵分立在一名西装革履,戴着黑色眼镜、半秃、中等身材的中老年男人两侧。中间的这个男人便是前纳粹党卫军官员阿道夫·艾希曼,他在战争期间负责运输转移上百万犹太人走向“死亡之路”。而仅就外貌而言,艾希曼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德国人(尽管在审判时,阿道夫·艾希曼已成了无国籍人士),在试图探索他内心有着怎样的魔鬼和罪恶促使他做出如此灭绝人性的事情时,结果也令人大失所望,心理学家在给这个众人眼中的“魔鬼”做完检查后,都证明他无比正常,“不仅正常,而且十分值得称道”、“他是一个非常具有正面想法的人。”另外,他本人并不反对或仇恨犹太人。他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过归于“服从”——这一战时绝对的美德。

说到这里,我想起我在高中时曾看过的一则材料:材料背景是柏林墙倒塌后对东德守卫的审判,接受审判的是四个年轻的东德守卫,事件起因是一个冬夜里,两个刚满20岁的年轻人企图翻越柏林墙逃向自由,几声枪响,其中一个年轻人失去了生命,也成为了柏林墙下的最后一个遇难者,柏林墙不久后被推倒,而开枪的年轻东德守卫在仅九个月之后就因杀人罪站在了审判席上。在审判时,辩方律师声称,他们仅仅是执行命令的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己。法官当庭指出:“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我至今还记得我在读到这则材料时被法官说的这一番话所深深震撼,当我读到《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第一眼看到“平庸的恶”这几个字时,这则材料便马上又出现在了我的脑海里,那四个年轻的东德守卫还都不到30岁,他们只知道军人要服从,他们认为杀死试图翻越柏林墙的人是国家的意志,他们只是执行这一意志而已。正如艾希曼一样,他似乎从未将自己这个个体同那上百万无辜惨死的犹太人联系起来。他也认为“罪不在己”,而自己只是“代人受过”而已。是的,阿道夫·艾希曼在战时看似有着“服从”的美德,可他却忽视了作为一个人应该有的良心,作为一个人应该有的对真正的是非的审视判断能力,即使这种是非的确定最终与国家意志相悖。

犹太人为什么不反抗?“换句话说,一个民族,侵略杀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为什么软弱得任意被人屠杀?”汉娜·阿伦特在书中残酷地通过那黑暗的事实告诉读者了帮助纳粹有规模屠杀犹太人的正是犹太人的领袖层。没有他们的帮助,纳粹屠杀犹太人的遣送机器也不可能运转的如此顺畅。他们为纳粹提供犹太人的详细名单,召集犹太人在火车站集合,可以残忍的说,犹太人非常有组织、有纪律的被自己种族的领袖汇集到一起,登上通往毁灭他们的集中营的列车。

的确,许多犹太领袖曾竭尽全力减缓犹太人的苦难,在当时的情况下,反抗显然意义不大,但犹太委员会何至于要主动地领导着犹太人民走向死亡呢,难道理由就是避免死前遭受苦难与折磨吗?死亡不可避免,但是如果犹太委员会不如此有组织、守纪律的将犹太人“打包”送给纳粹,让他们像机器工厂里的食品标准化流程制作一般一批一批的运向集中营、毒气室、焚尸炉,最终完成毁灭的话,或许到战争结束的时候,犹太人死亡的人数将会远少于六百万。汉娜·阿伦特在书中提出了“犹太自我毁灭”的思考与诘问,在这里,我也仅就自己所认识到的作出试探猜测性的思考与回答。

书中的艾希曼说自己从未亲手杀过一个犹太人,但他的罪不在于是否亲手杀了犹太人,“不思考”是他最大的罪过,艾希曼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什么,或许他的错误就在于他没能将自己从深渊中(他的无知、贪婪、冷漠和沉默)解救。(遗憾的是艾希曼生前无法看到《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他要是能看到这本书或许就不会坚持自己的看法了)而这一罪行并非仅对犹太人,而是在这样的科层制系统中,数量庞大的身处这一陷阱中无数的阿道夫·艾希曼们犯下的对全人类的罪过。

在读这本书的过程是痛苦的,痛苦的根源在于书中对艾希曼的审判也仿佛是对我——一个读者,一个活在乌合之众的普通人的诘问与审判。个人的道德追求与价值判断的意义就在于我们是否能冲破笼罩在时代之中的政治意识形态去回到“人”这一最本真的状态中去寻找活着真正的价值、意义——“正义”。

或许听起来好像空洞、虚假,但是这是打破纷繁教条包裹的虚假说出的最真诚的话。我们总要想想(尤其是在这样喜欢胡思乱想的年纪),如果仅是为了活着而活着,那艾希曼的做法并无不妥,更无从谈起罪过。而我之所以对其抨击、批判,原因就在于我们都不甘于“只为活着而活着”,每个人都要找寻自己在这个社会中的价值,坚持自己的准则,即使是在政治社会中。违背良心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应受到谴责。个体良知的泯灭或对正义原则的漠然在和平的社会环境中造成的影响也并不亚于将六百万犹太人麻木的送进焚尸炉。假如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有事不关己的心态,对于社会上发生的罪恶,漠然处之,那“恶”还有何顾忌,当“恶”无所顾忌之时,又哪里还有善,撒旦将充斥人间。这让我想起梁漱溟先生口述集成过一本书,书名是《这个世界会好吗?》,如果个体良知泯灭,对正义漠然,那这个世界便再也不会好了。无疑,在这个社会中,我们都要承担责任。什么都不应阻碍和限制个体道德责任的实现。

在书中对艾希曼的审判中,我看到了一个极权的社会是如何将人变成毫无自发性的傀儡,毁灭人的自发性。它同时让死亡失去社会意义,将活人变成死人只是一道工序,一个过程,所以杀死犹太人的过程中充满了令人惊诧的理性,如此的顺理成章,全然没有对死亡的畏惧,以至于还会出现骇人地用人的油脂做的香皂,人的毛发做成的毛毯,从死人嘴里拔下金牙重铸流通。这种极度黑暗的事情,在那时居然平常合理,还有无数的人为实现此流程而夜以继日地辛勤努力。(书中有关消灭犹太人的组织程序性的内容,那冰冷的理性也是本书深深震撼我的一处)。讽刺的是,德国人的纪律性是世界闻名的,他们能制造出精密的钟表、仪器,也能准时准点的将尸体送进焚尸炉。

艾希曼作为一个极权政府或者说是科层制度下的小职员,他只是行政机器上的一环,随着科层制度的惯性向前,作为一个普通人,在这种情况下,他已犯下了巨大的罪过却不自知,这是极权主义下“人性”的丧失。

这本发生在欧洲大陆上的罪恶纪实引发了我深深的思考,在我惊叹于书中所描绘的“恶”时,我不禁反思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种族在过去的时代发生了什么。

“文革”期间,我们无数的人民何以出现如此大规模,集体性的道德盲视。“文革”时期的群众组织“红卫兵”是由一群激情满怀的青少年自发地集结起来的,他们遵从这个社会,随着集体惯性行事,看似充满热情实际上是被政治系统操控麻木地进行了“恶”。上行下效,遵从社会潮流。“文革”的思想清洗后形成了政治上的自保与绝对遵从状态,也有些人参加文革是处于政治工作中的积怨心理,借由政治斗争进行报复;而有些人对其充满热情是“基于潜于内心的“未来的奢望”,或者出于对权力、地位、向上爬的政治动机。这些沉痛的历史事实使我不免又想到艾希曼,他对于自己的“工作”充满热情就是为了升职。人的良知束缚在了体制内,可怕的是人本身可能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有违良知,因为眼睛正盯在升官发财的路上。

如果对“恶”不思考,否定“恶”的存在,那么总有一天它会卷土重来,必将对世界犯下更大的罪过。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大楼前的石碑上,用多种文字镌刻着一句警示热爱和平的世界各国人们的警语:“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 保卫和平之屏障。”

最后,我想用晚年一直致力于建造“文革博物馆”的巴金老人的一句话自勉也给自己以向未来的勇气:“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