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荼毒(上)

作者:发表时间:2015-05-27浏览次数:

荼毒(上)

我每写下一个字,就感觉自己的脑子里又空了一些,就像是把灵魂缓慢地从胸腔中那个砰砰跳动的器官里抽出一点来,有如薄茧抽丝。我觉得自己不行了,脑子里空空如也,人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稿纸上铺满的是无谓的胡言乱语,老张把那叠纸拿在手里,没看几眼,轻飘飘地说,“才气已尽。”

老张就是负责我的编辑,年纪比我大不了多少,但脸上沟壑纵横,蜡黄蜡黄,使人怀疑是天冷涂的蜡。此刻他坐在我面前,嘴角下撇,老张一不高兴嘴角就往下撇。

他坐正了身子,有些不耐烦地说:“你到底想怎样?”

“你到底想怎样?”这句话又把我拉回了五年前。那时候我还是个学生,正是知道的事情很少但想做的事情很多的年龄,精力旺盛,无处发泄,一有时间就写写写,以此感伤风月,吟叹些有的没的。后来我写出了一片长似裹脚布的小说,在男生寝室里传来传去地接受检阅,居然评价不错。我自己也洋洋得意,以为颇有郁达夫《沉沦》的风范。如果要专业点说,算是写出了灵与肉的结合,嘴对嘴的碰撞,诉说了青年的性苦闷,可以用现代心理学证明其人生意义之重大。

没过多久我就给出版社打了一通电话之后,想撞撞运气,在我给他们了电话号码后,对方礼尚往来,也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这个号码就是老张的。

老张拿到我的书看了一遍,先是笑,笑完之后把我的书往桌子上一放说,得改,不然出版不了,出版不了就拿不到钱。彼时我已将生活费挥霍一空,囊中羞涩,一袋方便面得分成三份吃,所以我对着老张连连点头,就像小职员对着领导,嘴里只有“好”和“一定”。

我回去改了两天,把老张叫来一次又一次。我摸着自己写的书就像摸着一头大肥猪,改其实就是割肉,我舍不得多割,惟恐它上了秤卖不出好价钱。等到了第五次,老张的耐心算是告罄了,他直接从三十页开始往后翻,书页被他暴躁的动作搞得哗啦作响。不一会儿我的稿子就被拍在了桌子上,老张指着三十八第四行的“乱伦”两个字,说,吃错药了?这种词也留着?!我说那只是比喻并没有实际行为,接着中年编辑的眉头就皱了起来,“那我不管”,老张说,“反正就是不能有”,我当时饿得头昏眼花,心中的标杆摇摇欲坠,我哑着嗓子和老张作殊死一搏,咬着牙说灵与肉,十日谈,周作人,求他不要因为要穿鞋,而把脚后跟割掉。老张往座位上一靠,怒极反笑,说,你到底想怎样?

我的肚子就是在这时不合时宜地响起来,饥饿的劲头一上来压都压不住,裤腰袋勒得再紧也是白搭,都说贫贱夫妻百事哀,一个人又何尝不是呢?这一响像是压住了老张的愤怒,他又耐着性子说,还是我来帮你改吧。最后我用沉痛地投降了,觉得自己像是那些要进宫的男孩,或是要进窑子的姑娘,心一横眼一闭,说,改吧改吧。老张笑起来,他一笑起来脸的两侧就鼓起两团肉,褶子全堆到了脸的边上,比哭还难看。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包芙蓉王,为自己点上一支,笑呵呵地说,这本书会卖得很好的。说完他站起来,向我偏了偏头,活像一个慷慨的阔佬。“走啊,”老张叼着烟冲我笑,“带你吃饭去。”

如今这句话又出现在了我听觉系统里,而我已经从一个学生变成了一个靠着笔吃饭的人。老张见我沉默不语,便叹了口气,慢悠悠地从他那黑色的公文包里掏出了一本书,放在我面前。那是一本短篇小说优秀作品集,封面粗糙,售价低廉,疑似盗版,上面还印有某某洗手液公司的巨大logo。“这是我朋友公司主办的一个征文比赛。”老张皱着眉头说,“你看看。”依着他的话,我翻开了这本小说集。这本书里的文章质量参差不齐,作者也大多数默默无闻,但一篇折了角的文章一下子抓住了我的目光。我隐约察觉出老张的意图却不敢明说。有些话是不能放到台面上来说的,一开口就会落下把柄,埋下隐患。借由一篇故事再写出一篇新的,就如同咀嚼墓地上长出的迷幻菇,让我由衷地在生理上产生不适,但心底里却蠢蠢欲动。就拿手上这篇文章来说,剧情被文笔拖了后腿,没拿到一等奖,实属遗憾。我这边正心乱如麻,老张干枯的声音就从桌对面慢慢钻进我的耳朵。“不觉得这样的情节可惜了吗?”他像是叼了一根烟,声音有些含糊不清。“有些故事是编的很好,但是写出来就完全不行了。就像一个很有内涵但不太漂亮的姑娘......现在整容技术这么好,你完全可以给她开两刀,造一个美人儿。”

说实在的,这种方法我不是没有想过。我大量阅读各种小说、段子,成天泡在图书馆和文学论坛里就是为了汲取一些灵感。但我也深知这是干不得的事,于情于理,都不对。我畏缩了一下,又开玩笑般地试图拒绝。我说我要这么干那就是个混蛋。老张吐了一口烟,说,别人记住的,往往都是这些大混蛋。他看我还犹豫着,就换了个话题,老张的体贴常叫我感激。“柏拉图不是说,人在发癫的状态下才能有灵感吗?”他说,也不管那理论是不是唯心,在新中国该被打倒一百次。“搞不好等一下你两杯酒下肚,什么鬼都写得出来了”,老张站起身时比刚来的时候心情好了些,说,等你写出点东西了再叫我。我把书还给他,他只是笑笑说,留着吧。

《42》这本书,就是这样诞生的,我称之为“五不像”。五篇由我从四处搜集,精挑细选的小说,五瓶二锅头,五个要命的日日夜夜,我就写出了《42》这本书。《42》称得上是五本书的杂交品种,它有《倒吊人》里的世界观,《西西里骑兵》和《十里春风》的故事,还有好些台词是来自于其他几本书,按照我自己的风格统统翻新了一遍。懒得取名字,就从其他小说里面,随便翻两个名字,改掉姓氏。我有些作家朋友更是直接百度姓名大全,或者是翻开字典,随便抓两三个字。

我现在之所以敢大胆地承认这些事实,是因为这本书最终没有出版。我那天熬着夜把这本书的结局写完,累得眼冒金星,倒头就睡,睡醒之后我就把《42》电子稿删了。当然,这并不是因为我特有骨气,或者特清高,不屑于这种龌龊的勾当——如果我真的有那么好的话,一开始就不会有这本书的出现。我只是害怕,要是这事儿被人揭发了,那我一辈子都甭想翻身,搞不好还要坐牢。比起牢狱之灾,眼前穷困痛苦的分量又显得轻了点儿。现在有句流行话说不作死就不会死,就是这个道理。说到死,我倒真的想起了柏拉图,他说人之所以能写出文章,是因为有灵感,但灵感是怎么来的?可能是神仙附体,像武侠小说里传功力一样给你传那么点儿,也可能是上辈子投胎转世带来的。

一句话——到底要怎样才能有灵感?很简单,发狂发癫,见到理式世界。到底要怎样才能见到理式世界?很简单,翘辫子了就行。谁知道我当时怎么想的呢?我自己也不清楚,但当时的那种心情倒是像纹身一样让人印象深刻。我记得我曾跃跃欲试。

是的,我已经很久没有过了那样跃跃欲试的少年心境,对写作也不似从前充满激情,血管里的血液从沸腾到冷却再到冻结成冰。我约了老张下午六点钟见面,这个时间经过我周密的计算。六点钟的时候老张会发现我在充满煤气的房间里陷入沉睡,红光满面。他有我家的钥匙,甚至不用把门撞开。然后他会把我带去医院,我在字条上写好了最近医院的急诊电话。我一生中从未如此冷静过,烤好的炭火已经摆在了房间里,暖烘烘地发出劈劈啪啪的细碎声响,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当然,我想过别的办法,但没什么用,酒精给我带来的只是隔天早晨剧烈的头痛,和胃部的不适。而香烟,哦我讨厌香烟留在身上的味道。要么去磕药,就像我那些在电视台的朋友们,在晚上飞叶子。不,我对自己说,我暂时还不想经受那样的戗害。我睡着之前扫了一眼钟——3点23分,我把这个时间只写在纸上,似乎那样就能让我更加安心一些。

我觉得很困,就陷在柔软的被褥里沉沉睡去。为了加速事件的进程,我甚至还吃了颗安眠药。过了不知多久,我发现自己瞪着天花板,感觉它离被子越来越近,像铁幕一样沉下来沉下来......我被压扁了。那真是一个好长的梦,我看见跳舞的猴子穿着蔷薇做的衣服,看见舞会上好多漂亮的姑娘像陀螺似地旋转不停,心情在抑郁和欢喜之间来回跳跃,画面又红彤彤黄澄澄绿油油,百花齐放,万紫千红。我梦见自己的溺亡,梦见自己一头扎入海中,水从我的鼻子和嘴里灌进去,进了气管,进了胃袋,进了脑子。就像每一个溺水的人一样,我呼吸困难,肺部难受得要炸裂。但我没有失去意识,我在无尽海水的包围里痛苦挣扎底,人却像铁块一样地往下沉,没有尽头地往下沉,我见到小岛那么大的鲸鱼,像山脉一样绵延的蛟龙,还有《海底两万里》里面的kraken,它们大得可怖,我无法看到他们的全貌。再往下沉,周围倒是越来越暗,我感到自己皮肤发皱,胸腔里火烧火燎,比夜更暗的海水在压扁我,碾碎我,撕扯我。而在我正下方的黑暗之中,突然裂开了一个口子,像是山脉突然迸裂,一张咧开了的嘴就这么出现了在我面前,两排硕大黄色的牙齿堪堪连着红红的牙肉。那俨然是一张笑得欢喜的嘴,一阵烟气喷在我的脸上,那烟味让我浮出海面。

我醒了过来,很奇怪地,头痛欲裂恶心干呕这一系列毛病都没向我袭来,就是觉得困,像是严重睡眠不足。一个穿黑色低胸装的女人出现在我的视线中,她就坐在我床边,吸了一小口烟又徐徐吐出,动作优雅无比。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极美,但那种美却有些不协调的怪异,像是美丽女人们的大集合,她长得有些像巩俐,又有些像赫本,眼睛像林青霞,身姿又像胡蝶。女人注意到我在打量她,就掸了掸烟灰,凉凉地开了口,话里似乎夹着笑意:“别人说我谁都像,就是不像爸妈。”

我有许多问题要问她——你是何人?从哪来又要到哪去?你出现在我家是机缘巧合还是作案失败?但我还没来得及问她呢,她就叼着烟从包里掏出一小瓶药,放在我枕头旁边,说,张喜超叫我来的。这句话解释了许多问题,因为张喜超就是我的编辑老张,之所不常喊他的名字,是因为老张说在作家圈里这个名字会令人发生不好的联想。我盯着她放在枕头旁边的那瓶药,不知老张是立心不正还是过于体贴,这完全取决于那瓶药的性质。我把那小小的药瓶抓进掌心,拿到跟前——得!还是个三无产品。小巧的塑料瓶上简简单单印了一行英文字,lingfandele,我把这几个字又看了几遍,哈!灵泛得乐。

“这不是什么正经药,”我笑着说,“老张这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呀。”

年轻女人又笑起来,她一笑那一张涂了口红的大嘴就咧开,甜丝丝的烟气向我扑过来,让我想起安吉丽娜·朱莉。“哎呀,您折煞我们了......”她说,“不过是些小本的买卖,哪有钱去搞什么违禁品哦。这东西很多作家编剧都在吃,补脑的。”

“吃亏最补脑呢。”

听了这话,黑衣女人有些不乐意她撅起了嘴。“先生您不要呢,我可就给别人了,不过张总已经付过钱了......要不我给他打个电话退了吧。”

“别别别!不用麻烦了。”听到老张付了钱,我便赶紧把那瓶药装在了手心,心想,不要白不要。那女人见我收下了药,便笑嘻嘻地站起来,把烟摁灭在烟灰缸里,高跟鞋跺在地板上发出很响的声音,她抚平自己短裙上的褶皱,在我们即将分别的时候向我介绍了自己:“我叫四儿,电话号码已经印在瓶盖子里面了,有事打我电话。”我倒是,还想说些什么,问一句约不约,只是眼皮沉得厉害。正所谓困意来了,挡都挡不住。我嘟囔着应付了她几句,就钻进了被窝,沉沉睡去。